全國兩會，歷來都是媒體的盛宴。兩會的開放程度如何？記者們又能享受到哪些便捷服務？ 團組開放日活動日益密集，眾多境內外媒體爭相采訪 5日下午的廣東代表團開放日，吸引了134家中外媒體、240余名記者“捧場”；6日下午，四川代表團開放日活動，超過130家中外媒體、150余名中外記者參加…… “這次湖南代表團對媒體提出的問題不設限，開放日活動過程中，先后有媒體對衡陽破壞選舉案、中央巡視組反饋情況進行了提問，省內有關領導都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回答。在回答記者提問過程中，還給港澳媒體和國外媒體提供了專門的提問機會。”湖南代表團新聞聯絡員介紹。 “真沒想到衡陽破壞選舉案的問題是由境內主流媒體提出來的，而有關代表有針對性的回應，說明代表認識到回避只是一種鴕鳥政策，必須對媒體提問有正面回應。這是近年來的一種積極變化。”湘潭大學化工學院教授羅和安代表說。 而據全國政協方面介紹，除個別特殊團體外，政協各界別全體會議和小組討論會總體上場場開放。其中原則上對境內媒體都開放；對境外媒體是否開放，會事先向34個界別共40多個委員小組逐個征求意見，之后在網上公布開放時間。“開放的場次數一般在80至100場，基本上每個組平均開放兩次。”這位負責人說。 據了解，今年人大和政協都首次使用微信來為記者提供服務，除了提供信息，還可發布圖文新聞。 代表委員明確發聲，使兩會真正成為參政議政的國是會議 “以前面對鏡頭、錄音筆很緊張，現在好多了。”羅和安笑著說。 “早些年，許多代表確實存在不敢表態、不敢面對媒體的情況，現在開始逐步放開，勇于表達。”瀟湘晨報時政新聞部主任周華平，已經連續12年參加兩會報道。“現在的小組討論少了事先準備、多了臨場發揮，大家都能表達出自己的立場和看法，并且形成熱烈的討論。這一點變化非常突出。”她說。 學會和媒體打交道是人大代表履職的基本素質之一。湖北經濟學院院長呂忠梅代表認為，不同行業領域的人大代表觀點可能有所不同，這時需要代表互相闡明自己的見解和理由，進而達成共識。同時，和媒體打交道還有助于老百姓了解代表是否將其觀點、利益帶到了會上。 “今年兩會，有些新聞發布會的內容可用‘尖銳’二字來形容。”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舉例說，此前，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回應關于是否提高個稅起征點問題時，并沒有“打太極”，而是直接回應：“簡單地提高起征點的做法并不公平，不能體現每個家庭的差異，下一步要做的是把分項征收改成綜合所得稅。” “以往政府面對這種問題只是‘虛心接受’，這次則成了‘我不接受，但我會告訴你為什么不接受’，這種做法，是一種最為有效的辦法。”喬新生說，“代表委員的直接、明確發聲，體現出中國利益多元化格局已經形成，不同行業、階層能夠為自身利益直接發聲，使得兩會真正成為人們參政議政的國是會議。” 不過，喬新生也表示，從現有報道來看，部分代表委員對本職工作認識不夠深刻，在接受采訪時出現“所答非所問”的問題。對此他建議，代表委員還需加強學習，對國家的大政方針認真研究，努力提高自己參政議政的能力。 “對于一些敏感問題，代表大多有這種感觸：如果是自己吃不透和說不清楚的，難免會有畏難情緒，這要請媒體朋友理解，我們也在一直加強學習和充實自己。”甘肅省武威市古浪縣縣長楊東代表說。 媒體表現可圈可點，改進完善仍需時日 “今年的兩會報道跟以往相比，在對熱點和重點問題的把握上更成熟、更深入，尤其是一些主流媒體對政府工作報告的分析，非常理性有條理。此外，應用新媒體的報道也非常突出。”新聞出版界聶震寧委員認為。 文藝界王文章委員也表示，今年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主流媒體對政府工作報告的一系列解讀，不僅保持了一貫的準確、高效，而且在可視化上做得更好，圖表、插畫的運用讓讀者對復雜數據一目了然，體現了媒體越來越強的服務意識。 盡管也贊同兩位委員對主流媒體的評價，但羅和安還是更多地指出了其仍有發聲不足的問題：“雖然也提了一些比較尖銳的問題，但總體而言，仍顯得比較保守、被動。從長期來看，宣傳黨的大政方針、國家政策應更貼近、更尖銳。”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喻國明深有同感：在許多新聞發布會上，一些較為敏感、關乎民生的話題，國內媒體似乎沒有主動站出來提問，而是將這些提問的機會留給了外國媒體。“這是需要反思的”，喻國明說。 “我特別希望記者能夠客觀、全面地傳遞人大代表履職的情況、傳遞人大代表兩會期間審議的內容，不斷章取義，不為了追求收視率、點擊量或者發行量而渲染、制造話題。”呂忠梅呼吁，媒體記者要關注兩會本身、關注代表對國是的商討，而不要炒作代表今天穿什么衣服等外在形式。 河南天倫投資控股有限公司黨支部書記張瀛岑代表建議，記者首先要了解代表的行業或專業，以及議案建議關注的主題。甘肅建投七建集團公司勞務領包隊隊長康仁代表也認為，希望代表們反映的民生問題能夠通過媒體傳播出去，讓社會關注，讓職能部門重視，從而推動問題的盡早解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