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展以來，很多單位、部門都以群眾為鏡，請群眾搞評議、查問題、找不足，然而在有些地方實際效果卻不甚理想：一些地方向群眾發出征詢意見表，結果群眾浮皮潦草劃拉了點意見，輕描淡寫地講了些問題，甚至交了不少“白卷”。 一些干部與群眾當面交流，請群眾提意見，結果群眾躲躲閃閃，客客氣氣，盡說些不痛不癢、不溫不火的話，甚至講些吹捧之語、溢美之詞。 面對這樣的結果，有的干部暗自慶幸，覺得自己輕松過關，缺點沒有被發現，不足沒有被指出；有的干部自我感覺良好，認為群眾意見少說明自己在群眾心里印象好。實際上，真正的清醒者對此非但樂不起來，還要驚出一身冷汗。 當前，“四風”問題很大程度上屬于共性現象，雖不是每個干部都有，但也大量而普遍地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下，請群眾對干部評頭論足，如果聽不到批評之聲，聽不到讓人臉紅、出汗、緊張的話，本身就很不正常，那只能說明一個問題：群眾沒有講真話！ 聽不到真話，聽不到批評，實際很可怕。批評的聲音是推動一個人進步的力量。培根曾說過，一個人從另一個人的諍言中，所得來的光明比從他自己的理解力、判斷力中得出的光明更是干凈、純粹。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干部請群眾搞評議、查問題、找不足，目的就是要聽諍言、真話。群眾說真話，干部才能在群眾這面鏡子中看到自己的“真容”。 聽不到真話，就看不準問題，把握不住要害，也就不可能找到真病灶。 “群眾有話不敢說，要看做大禍臨頭，馬上反省。”這是謝覺哉同志曾經講過的一句話。教育實踐活動開展得好不好，群眾肯不肯講真話很關鍵。如何才能讓群眾講真話，這個問題值得每一名干部去反思。 群眾不講真話，根源還是出在干部身上。干部不愿聽真話、不敢聽真話、不會聽真話，才導致了群眾不肯講真話。 群眾講不講真話，首先取決于干部對真話的態度。面對直言、諍言、怨言、逆耳之言，干部是聞過則喜，還是聞過則怒，直接決定了群眾是不是講真話。 1942年8月的一天，延安邊區政府的小禮堂正在開會，忽然雷聲大作，一聲霹靂，延川縣縣長被雷擊中身亡。事后，有人說：“雷公怎么不擊死毛澤東？”毛澤東聽說后，不急不躁，認為那個人肯定有意見。經調查，原來當地老百姓對征糧過多心存不滿。毛澤東于是指示邊區政府將征糧從原定的20萬石減為16萬石，受到當地群眾的歡迎。領導干部要想聽到群眾的真話，就必須有誠心納諫的雅量，絕不能順乎吾心，則喜之不盡，有違吾意，則惱羞成怒。 群眾講不講真話，還取決于干部聽真話的方法。群眾不愿講真話，有時是因為干部作風不深入、方法不對頭。比如，在教育實踐活動中，有的地方征求群眾意見，只是“文來文往”，與群眾不見面、不交流，形式主義的問卷換來的只能是形式主義的回答。還比如，有的單位關起門來搞活動，把機關當基層，把“官眾”當群眾，意見征求了半天，真正的一線基層沒走下去，真正的服務對象沒照上面，如此怎么能聽到真話。 真話如真金，不用真力氣，不下真功夫，是“淘”不出來的。前不久，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熱映，鉤沉起人們對周恩來同志在我省武安伯延公社調研往事的回憶。上世紀60年代初，深受浮夸風之害的農村又遭受了自然災害的打擊，周恩來到伯延公社調研就是想知道農民怎么想。然而，出于各種顧慮，周恩來最初的調研也沒有摸清真實情況。為了聽到真話，周恩來擠出4天時間，走家串戶，與群眾同吃同住，終于讓群眾掏出了心窩子。電影中，周恩來與農民張二廷像老朋友一樣對話的場景讓人動容，也給今天的領導干部如何聽真話帶來了啟示。 “訟吾過者是吾師。”各級干部只要有一顆謙恭之心，俯下身子，放下架子，甘當群眾小學生，真心實意尊重群眾，誠心誠意求教群眾，如此，何愁聽不到真話？讓群眾講真話又有何難？（李忠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