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工作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推動黨的事業成功的制勝法寶。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在群眾路線的踐行上，創造出許多好的方法和好的經驗，從而贏得了群眾最衷心的擁護和最廣泛的支持，使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最終成為黨中央選擇的長征落腳點。 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在群眾路線的實踐上有如下幾方面的突出表現： 陜甘邊蘇維埃政府和陜甘紅軍秉承了一切從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陜甘邊革命根據地領導人始終把建立人民政權、維護人民群眾利益作為革命的根本目的，堅定不移地走群眾路線，始終和群眾打成一片、融為一體。他們充分相信群眾、緊緊依靠群眾、真心關心群眾，選舉群眾代表參與政府重要工作，參加政權建設和社會事務管理，形成了“只見公仆不見官”的和諧生動局面。陜甘邊蘇維埃政府制定的土地革命、發展生產、設立集市、發行邊幣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都堅持從人民群眾的實際需要出發，贏得了邊區群眾的真心擁護和支持，也為根據地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堅實保障。同時，在勤政為民的過程中與人民群眾建立了血肉聯系，人民群眾真心擁護邊區政府，他們努力生產爭當模范，積極參軍參戰，為支持邊區、保衛家園作出重要貢獻。蘇維埃政府始終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自己的行動準則，時時處處維護群眾利益，與群眾心連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著名記者范長江在西北實地采訪過程中，曾感慨地說：“更經數年來赤化教育之結果，民眾心中只知有蘇維埃、瑞金、莫斯科、列寧、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蘭州、北平、南京等名詞。某縣長曾在合水以東召集民眾訓話，數次申傳，到者寥寥。而蘇維埃召集開會，則二十四小時之內，可以立刻齊集數百里以內之民眾。”（范長江：《劉志丹之鼓動與民眾之向背》，載《劉志丹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93—794頁）這段話充分說明了民心的向背，反映出蘇維埃的影響已深深扎根于陜甘人民的心田。 懂得民眾心理，關心群眾疾苦，是陜甘邊區黨和政府做好群眾工作的基礎和前提。在邊區的革命實踐中，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始終把群眾的疾苦放在心間，以一種甘為小學生、虛心向群眾學習的態度，與群眾休戚相關，患難與共。他們常常深入到群眾當中，幫助農民耕種秋收，盤腿拉家常，與群眾一個煙袋鍋里抽煙。劉志丹對陜甘邊一帶的地形、社會、民情等情況非常熟悉，大家都稱他是陜甘地區的“活地圖”。群眾見到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就像見到親人一樣，親切地叫他們：“老劉”、“老謝”、“仲勛”。傳唱至今的數不清的陜甘民歌就生動地說明這一點，比如有這樣一首：“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哥哥跟的是咱劉志丹。老劉站在山上喊一聲，咱們千家萬戶齊響應。”（楊正發編著《南梁之光》，甘肅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頁）就連國民黨的報紙也承認：“劉（志丹）非一般之草寇，有理論、軍事、經濟頭腦，更有煽動之技巧。第一次聽了他的演說，就深信不疑。頗有人緣，老幼稱頌。看起來劉是解決民眾吃飯問題，而其更有推倒民國之深意。可惜各級官吏視而不見。”（《秦風》1934年11月）歷史證明，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之所以能夠鞏固，與黨和紅軍堅持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有著緊密的內在的聯系。 陜甘邊蘇維埃政府在根據地建設過程中，創造出了合民心、順民意的群眾工作方法。蘇維埃政府總是從群眾最關心、最迫切的問題入手，因勢利導，有效開展工作，保證了群眾工作能夠落到實處，迅速取得成效。在南梁為中心的根據地初創時期，習仲勛、張策等領導人采取挨門挨戶、訪貧問苦、扎根串連的方法，發動群眾、組織群眾，解決群眾的生活困難。每到一個地方，領導群眾進行分糧、分地、分牛羊的“三分”與抗糧、抗款、抗捐、抗債、抗稅的“五抗”斗爭，這些有組織有目標的斗爭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群眾的革命熱情。“過去，他們一愁無地，弄不上飯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剝削和壓榨使他們喘不過氣來；二愁土匪橫行，拉票子搶劫，……紅軍和游擊隊消滅了土匪，使他們能過上安寧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們生活有了保障，貧苦大眾真是高興得了不得。”（蔡子偉：《南梁革命斗爭片段回憶》，載劉鳳閣、任愚公主編《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935頁）在發動群眾的基礎上，蘇區廣泛建立了群眾團體，“農民聯合會、赤衛隊、貧民團、雇農會等組織在以南梁為中心的幾條川里相繼成立。”（張策：《陜甘邊根據地南梁蘇區的開辟》，載《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頁）這些群眾組織的活動非常活躍，對蘇維埃政府各項工作特別是支持革命戰爭、擴大紅軍等起了很大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