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下全面從嚴治黨“軍令狀”是我黨的歷史傳承
從一定意義上講，黨始終處于“趕考”的歷史進程中，對黨來說，不僅治國理政是“趕考”，如何管黨治黨也是“趕考”，全面從嚴治黨就是“趕考”的歷史要求。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黨從創建開始就非常重視黨的自身建設。一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也是從嚴治黨、捍衛黨紀，實現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歷史。
從嚴治黨是我們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制勝之寶。黨的一大明確規定，黨員不得具有非共產主義的思想傾向。黨的二大以后，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嚴格的紀律和保證紀律貫徹執行的制度措施。1927年“三灣改編”戰略性提出把“支部建在連上”，1928年工農革命軍宣布《三大紀律六項注意》，1929年古田會議明確提出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重要原則，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等等，嚴格的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為奪取革命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
從嚴治黨是我們黨領導新中國建設的鼎新之舉。新中國成立后，黨所處的環境和社會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如何在執政條件下從嚴治黨，成為擺在全黨面前的一個新課題。上世紀50年代，在全黨進行的大規模整風、整黨運動，對當時黨和國家機關純潔隊伍、強健肌體、凈化風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從嚴治黨是我們黨領導中國改革發展的成功之道。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治黨治國的經驗教訓，圍繞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提出了新形勢下從嚴治黨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先后在全黨開展“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和“三嚴三實”專題教育，等等，有力保持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實踐表明，什么時候突出了從嚴，黨的凝聚力戰斗力就得到增強；什么時候放松了從嚴，黨的事業就會受到影響和沖擊。
立下全面從嚴治黨“軍令狀”是對世界政黨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
執政黨自身建設和管理的好壞，決定著政黨的生存和發展。治黨是一個政黨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內在要求，一個政黨如果解決不好“治黨”難題，肯定難有作為，這是世界政黨發展歷史所充分證明的一條“鐵律”。
從正面看，縱觀世界各國政黨，運用嚴格紀律來約束黨員行動、保持黨內團結、增強競爭力，是通行做法。一些政黨設立“黨鞭”，督導同黨議員執行黨的意志，確保黨的團結一致。英國工黨規定，如果工黨議員使黨的名譽受到損害，黨的領袖有權把他們開除出黨。德國社民黨在黨內設立了檢查委員會和仲裁委員會兩個監督機構，并在黨章中規定了“調查和確認程序”和“黨紀審理程序”。
從反面看，加強黨的建設必須汲取世界上一些執政黨衰敗落伍、丟權垮臺的教訓。日本自民黨、蘇聯共產黨、印度國大黨、印尼專業集團等執政黨喪失執政地位的原因，都與執政黨自身建設的缺失有關。特別是列寧創建的布爾什維克黨，在20多萬人的時候推翻了俄國沙皇的統治，在200多萬人的時候打敗了德國法西斯，但是在人數2000多萬的時候卻丟失了政權。究其原因，就是黨紀松弛，對惡劣黨風和嚴重腐敗的無原則寬容。內因決定著事物的發展變化，正是基于對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嚴，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得不到解決，那我們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這決不是危言聳聽。”
立下全面從嚴治黨“軍令狀”是解決黨內問題的現實訴求
如果說由“延安整風”到“從嚴治黨”這一過程，展現的是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的歷史圖景的話，那么由“從嚴治黨”到“全面從嚴治黨”這一過程，呈現的就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提高“四自”能力的時代特征。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當前我們正在進行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要清醒把握世情國情黨情的變與不變。
從世情的變與不變看，西方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實施“西化”“分化”和思想文化滲透的圖謀一刻也沒有變；變化的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發展設置種種國際障礙與日俱增，各領域的滲透呈現出全覆蓋、全方位、全過程、全周期。這意味著，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我們黨面臨的外部壓力與挑戰無時不在。
從國情的變與不變看，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當前經濟正經歷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時期，面臨著“四大危險”“四大考驗”“利益固化藩籬”等“命運性問題”，同時也存在許多“攔路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務必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全面深化改革面臨“帕累托改進”完成后的挑戰，全面依法治國必須繞過西方所謂“憲政”的歧途，全面從嚴治黨需要防止“塔西佗陷阱”。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我們面臨著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這意味著，在新常態背景下，我們黨的凝聚力、戰斗力、執政能力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從黨情的變與不變看，黨中央堅定不移反對腐敗的決心沒有變，堅決遏制腐敗現象蔓延勢頭的目標沒有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的這一態勢也沒有變。十八大以來，黨著力解決管黨治黨失之于寬、失之于松、失之于軟的問題，使不敢腐的震懾作用充分發揮，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應初步顯現，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正在形成。成績令人鼓舞，問題不容忽視。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持續深入，“刮風論”“過頭論”“自黑論”“無用論”“影響經濟發展論”等噪音雜音仍有市場。對此，我們一定要保持足夠的政治清醒，旗幟鮮明地進行正本清源。要深刻認識到，反腐敗是一場輸不起、也決不能輸的斗爭；要深刻認識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義是最強的力量；要深刻認識到，腐敗是我們黨的天敵、人民的公敵，水火不相容。
立下全面從嚴治黨“軍令狀”是完成歷史使命的必然選擇
我們黨作為一個成立95年、執政67年、擁有8700多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大政黨，只有全面從嚴治黨，才能永葆黨的生機與活力，才能從容應對前進道路上的挑戰和考驗。
肩負新的偉大事業必須從嚴治黨。這一新的偉大事業，就是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站在歷史與未來的交匯點，如今既是我們黨執政以來取得最大歷史成就的時期，也是面臨難題最集中的時期。在國際上，世界力量正在發生轉移、大國關系出現重大調整，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局部地區依然動蕩混亂；在國內，社會階層、利益主體、思想觀念出現分化，政府公信力、民眾創造力、社會凝聚力有待提高，社會發展動力、社會創新活力不足，各種社會矛盾、問題、困難、風險、挑戰交織在一起。這意味著，建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是我們共產黨人需要“打”的那塊堅硬的“鐵”。對執政黨自身建設的要求越高，就越是要全面從嚴治黨，使我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進行新的偉大斗爭必須從嚴治黨。這里所講的偉大斗爭，就是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進程中所面臨的“艱巨任務”“四種危險”“體制機制障礙”“利益固化藩籬”“突出的矛盾問題”和“挑戰、困難”的斗爭。當今，我國處在歷史大變革、結構大調整、格局大變動的新的歷史起點上，力量轉移、時空壓縮、結構調整、社會分化、安全困境、命運決斷考驗著黨的執政能力。能不能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征程中不出現顛覆性錯誤，能不能在這場新的時代“大考”中交出一份滿意的答卷，關鍵在黨，關鍵在以全面從嚴治黨的決心、力度和成效，提升黨應對新的挑戰、駕馭復雜局面的執政能力。
推進新的偉大工程必須從嚴治黨。全面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是一項偉大的工程。天下事必成于嚴，打鐵還需自身硬。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擁有8700多萬黨員、在一個13億人口大國長期執政的超大型政黨，必須把全面從嚴治黨作為根本性、基礎性的戰略舉措，鍛造堅強領導核心，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供方向指引和政治保證。（劉曉玲 湖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