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儒法并用，是我國歷史上常用的社會治理方式，只有思想教育手段和法制手段并用才能相得益彰。這是因為，法是他律，德是自律，自律和他律結合才能達到最佳效果。正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反腐倡廉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多管齊下、綜合施策，但從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礎性作用。” 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治國方式？是依法治國，還是以德治國，抑或兩者結合？早在2500余年前，孔子就提出了一個極其合理的方案，回答了這個問題。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段話出自《論語·為政》篇，大意是，如果用政令來引導人民，用刑法來規范人民，那么他們雖然也能免于犯罪，但會喪失羞恥心；如果用道德來引導人民，用禮樂來規范人民，那么他們不僅不會犯法，而且有羞恥心。 在這里，孔子將“齊之以刑”與“道之以政”相應，將“齊之以禮”與“道之以德”相應。這樣就有兩種治國方案，一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其效果是“民免而無恥”；二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其效果是“有恥且格”。 從效果看，二者的高低上下之分顯而易見。這是否意味著孔子主張放棄第一種方案而獨用第二種方案呢？答案是否定的。否則他就不會擔任魯國司法長官大司寇了。在這里，孔子是想告訴我們，相對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更加根本、更加重要，應該成為治國的主要方式。所以，孔子治國理念的基本思路是德主刑輔。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四種治國方式可以分別簡稱為德治、禮治、政治（以政令、制度來治國）和刑治，它們是有深刻的人性基礎的。 早在殷周之際，人們就注意到人性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國語·晉語》說：“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厚”就是增長、發展、培養。既然“性”值得“厚”、需要“厚”，那么說明它有積極的一面，或者說善的一面。戰國中期孟子的性善論，正是從這一傳統發展而來的。另外，《尚書·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節”就是節制，“性”既然應該“節”、需要“節”，說明它有消極的一面或者說惡的一面。這正是戰國末期荀子性惡論的濫觴。 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論貌似針鋒相對，其實并不矛盾，他們只是看到人性中不同的側面而已。 既然人性中有積極的、善的一面，也有消極的、惡的一面，那么健全的、合理的、理想的治國方案應該是在最大程度上激發人性中積極的、善的一面，同時在最大程度上節制消極的、惡的一面。孔子的四種治國方式正符合這種要求。具體言之，德治和禮治的功能主要是激發人性中積極的、善的一面，其中德治有利于人們將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呈現、發揮出來，禮治可以幫助人們對其加以文飾、美化與升華。政治和刑治的功能則在于節制人性中消極的、惡的一面，其中政治強調防患于未然，刑治重在懲罰已然之惡行。 如果以德治、禮治所促發的人性中積極的、善的一面所占的比重高，那么需要政治、刑治所限制的人性中消極的、惡的一面所占的比重就小。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孔子為什么重德治、禮治而輕政治、刑治了。 在具體治國中，孰重孰輕，孰緩孰急，則在于社會現實。天下有道，則德治、禮治所占的比重居高；天下無道，則政治、刑治的比重居高。高明的政治家就像調音師，能夠在二者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 德主刑輔，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相結合，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要義。（郭沂，作者系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研究員、國際儒學聯合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孔子研究院尼山學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