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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國理政·新思想新實踐】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在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著“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因而加強黨的建設迫在眉睫。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黨的建設高度重視，多次提到從嚴治黨。在2014年10月8日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他98次提到“嚴”字，強調“歷史使命越光榮，奮斗目標越宏偉，執政環境越復雜，我們就越要增強憂患意識，越要從嚴治黨，使我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并就如何從嚴治黨提出了8項基本要求。正是在十八大報告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論述的基礎上，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聚焦全面從嚴治黨這一主題，審議通過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由此開創了黨的建設的新局面，黨的道德領導力也將因此而獲得大大提升。

　　從嚴治黨的目的之一是提升黨的道德領導力

　　一般說來，在現代民主政治條件下，一個組織的領導者一方面既要依靠手中掌握的權力并運用高超的領導藝術即權力領導力，來實現對組織的有效管理；另一方面也要以自身優秀的道德素養及其產生的示范和引領作用，也即道德領導力來感染、動員和凝聚組織成員，組織內的成員亦會基于領導人的道德領導力對組織行為產生正面和積極的作用，從而實現組織的良性運行并順利達成組織的預期目標。這一現象表明，權力領導力離不開道德領導力，道德領導力在維系權力領導力和組織運轉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從政治倫理的視角看，道德領導力是指執政黨及其領袖人物和各級領導干部為人民利益獻身的高尚情懷和公正廉潔的政治道德操守對廣大民眾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向心力和凝聚力。古希臘著名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認為，“城邦政治”都是為著某種善而建立的，“所有共同體中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這里明確指出了政治共同體的目的之一是追求至善。中國的儒家更是特別重視為政者的德操對維系政權和優化社會風氣的作用，如孔子在兩千多年前就強調：“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其意是說，執政掌權者的高尚德操勢必引領人民大眾明善惡，知榮辱，修德行，成教化，美風俗，因而是社會道德的風向標。

　　歷史的實踐經驗也反復證明，政德正則民風淳，政德敗則民風降。政德之于政治和社會的發展、之于國家安危和人民的禍福，確有千鈞之重。正因如此，孔子告誡為政者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孔子所言的為政者的良好道德及其影響力也就是本文所講的黨的道德領導力，它的確是一個執政黨成功執政和贏得民心的重要法寶。因而，古往今來，執政當權者的高尚道德一直被視為其執政權力合法性的來源之一。

　　馬克思主義也認為，任何類型的變革或革命若想成功，兩類條件是必需的，其一是存在著一個致力于特定社會理想勝利的自覺行動，在這個行動中擁有一批自覺獻身于其理想事業的“核心干部”；其二是社會大眾已覺察到既存制度中存在“危機情形”的不斷加重而要求改變。這一觀點用于解釋黨中央為什么在此時提出從嚴治黨非常恰當。在新中國成立近70年的今天，我們黨面臨著長期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外部環境“四大考驗”以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和消極腐敗“四種危險”。在此背景下，黨中央提出全面從嚴治黨，恰恰是黨深刻認識黨面臨的“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科學把握民心向背和歷史發展規律基礎之上作出的重大舉措，其目的之一是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和提升黨的道德領導力，加強和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提升黨的道德領導力要以從嚴治黨為重要路徑

　　如前所述，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其核心主題是全面從嚴治黨。

　　這里所說的“全面”，一方面是指對黨內政治生活的內容界定更加全面，即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把堅定理想信念作為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務；嚴明紀律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內容；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是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另一方面是指黨內約束和監督更加全面，黨內不允許有不受制約的權力，也不允許有不受監督的特殊黨員；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使腐敗分子無藏身之地。

　　這里所說的“從嚴”，就是要制定出嚴格的標準、嚴格的制度、嚴密的紀律和嚴厲的措施，規范每一個黨員，其中尤其是領導干部的行為和黨內政治生活，使全體黨員和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認識到，嚴格的標準、嚴格的制度、嚴密的紀律和嚴厲的措施就像熊熊燃燒的鐵爐之火，倘若伸手摸之，必將被燙傷灼傷，因而應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這就是鐵爐法則。當然，任何嚴格的標準、嚴格的制度、嚴密的紀律和嚴厲的措施，決不能與國家的法律法規相矛盾，而是與之相一致并高于法律法規。也就是說，從嚴治黨首先要求黨員和黨的領導干部自覺遵循國家的憲法和各項法律，黨員干部的管理同樣要以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為前提。在此基礎上，對黨員和黨的領導干部提出高于普通大眾的制度約束和行為規范。

　　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就是在法律的基礎上對全體黨員，尤其是黨的領導干部提出的更加嚴格的行為標準、更加嚴格的制度約束、更加嚴密的組織紀律和更加嚴厲的處罰措施。這兩個文件一經得到落實，那些思想墮落、金錢至上、生活奢靡、無德無能的腐敗分子將在黨內無藏身之地，黨的先進性、純潔性以及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地位與形象將得到大大改善，這就為提升黨的道德領導力既打下了堅實基礎，也提供了制度保障。因而從嚴治黨是提升黨的道德領導力的重要路徑。

　　圍繞六大要素著力提升黨的道德領導力

　　誠然，道德領導力是由不同的要素組成的。在中國共產黨的道德領導力中，為民服務、權力制約是核心要素；公平正直、誠實守信、廉潔奉公、責任擔當是基本要素，這六個要素合并起來可以稱之為黨的道德領導力的六大支柱。提升黨的道德領導力應圍繞這六大要素展開。

　　就兩大核心要素而言，它所著力解決的一是執政與為民的關系問題；二是執政權力的行使問題。就前者而言，它要求廣大黨員和黨的各級領導者深刻認識到，黨的執政地位是人民賦予的，“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是檢驗黨一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任何時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始終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因而為官應立公仆志，從政最貴愛民心。這樣，黨才能如“眾星拱月”般地得到人民的衷心擁戴，黨的執政地位才能堅如磐石。從后者來看，黨的道德領導力要求黨和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正確對待和使用執政權力。具體說來，必須堅持以下幾點：（1）依法配權。即黨的執政權力是由憲法來配置的，執政權力的運行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并嚴格接受法律的制約。（2）以制制權。即建立一系列嚴格的制度和規范，將權力限定在制度和規范的框架之內行使，從而避免各種越權和權錢交易及其所產生的權力腐敗現象。（3）以權限權。即以公民的權利來制約執政黨及官員的權力。在公權力和私權利配置上應體現出這樣的人文關懷：對于公權力，法不授權不得行，法有授權必須為；對于私權利，法無禁止皆權利，法無禁止不得罰。唯其如此，才能使執政的公權力和公民的私權利達致平衡與和諧。（4）以道德塑權。就是要按照“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道德宗旨和“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具體要求，通過政德教化和自我修養，打造出一支以德服眾、以德潤才、德才兼備，深得民眾擁戴的領導干部隊伍。

　　公平正直、誠實守信、廉潔奉公、責任擔當這些基本要素是對核心要素的展開和具體實踐。清朝學者何啟認為：“公與平者，即國之基址也。”因而理國之要道，在于公平正直，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所謂“公其心，萬善出”。它是為官者的必備品質。誠實守信既是市場經濟必須遵守的法則，也是為政者安身立命的根本。民無信不立，經無信不活，政無信不通，國無信不勝。那些虛報政績、GDP造假、欺上瞞下的官員最終都因得不到人民的信任而落得被人民拋棄的可恥下場。廉潔奉公自古就被視為高懸于權力執掌者頭上的利劍，誰若走上貪腐之路，利劍之下無生路。故為官者以公為矛，銳不可當；以廉為盾，堅不可摧。在金錢和物質誘惑面前要巋然不動，經得起考驗。責任擔當是我們黨先進性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否具有擔當精神，是否能夠忠誠履責，是檢驗每一名領導干部行為的標尺。因而要以矢志不渝的政治抱負，攻堅克難的改革勇氣，恪盡職守的敬業精神，為黨盡責，為國奉獻，為民造福，為己立威，更好地完成歷史和人民賦予的使命。上述六大要素密切聯系，互相支持，共同對黨的道德領導力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

　　還需指出的是，黨的道德領導力是通過自上而下的途徑發揮示范和引領價值的。正如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所言：“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習近平總書記也十分強調中央領導人的模范帶頭作用：“我們要從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抓起，從高級干部抓起，持之以恒加強作風建設，堅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堅持抓常、抓細、抓長，使黨的作風全面好起來，確保黨始終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經過如此自上而下的層層示范和影響，我們黨的黨風和道德領導力一定能夠得到大大提升，由此帶動良好社會風尚的形成。（喬詠波 龍靜云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華中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