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屆中央治國理政的脈絡與方略 古代中國總體上屬于輝煌中國，被稱之為“東方雄獅”。近代中國總體上屬于“沒落中國”，雄獅沉睡了，被稱之為“東方睡獅”。當代中國，尤其上1978年以后，我們既動員組織國家一切資源和力量辦大事，又積極進行具有自我糾錯、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性質的改革，還與時俱進地開創中國道路和中國理論，從而取得了巨大成就，“東方睡獅開始醒來”。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自覺遵循歷史必然性與價值合理性統一的歷史邏輯，按照 “破解難題——建構秩序——唱響中國”這一脈絡和方略進行治國理政，“使東方睡獅真正醒來了”。 在新的歷史起點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破解難題” 新一屆中央治國理政兩年多來，其執政邏輯首先是集中破解上述系列難題，其線索清晰、主題鮮明、重心聚焦顯而易見。從“問題意識”到“敢于擔當”，從“問題倒逼改革”到“壯士斷腕、背水一戰”，從“重拳反腐”到“作風建設”，從破解“四大危險”到“打鐵還需自身硬”，從“攻堅克難”到“凝聚力量”，從“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都表明這一點。 當今我國現代化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階段的本質特征就是“表達訴求、矛盾突發、攻堅克難。”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攻堅克難”這一新的歷史起點上，把“發展出題目，改革做文章”、“問題倒逼改革”，即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破解發展難題，作為治國理政的突破口。 首先，發展出題目，改革做文章。2004年，習近平同志就在思考發展與改革的關系。在談到浙江改革問題時他說，“浙江改革開放二十多年走過的道路，就是一段‘發展出題目，改革做文章’的歷程”。如同浙江一樣，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同樣體現這一規律性。1978年，中國發展的核心是解決吃飯問題，我們啟動了農村改革；1984年，中國發展的核心是解決效率問題，我們啟動了城市改革；1993年之后,中國的發展聚焦到體制上，十四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就開始積極建立并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今天，我國發展進程中積累了不少矛盾、問題和難題，必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破解，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設立的主題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由上可以看出：正是我國發展進程中不斷提出新問題和遇到新難題，才力求通過改革來破解。 其次，問題倒逼改革。如果說，“發展”是改革的動力和源泉，體現的是中央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理性和自覺；那么，“難題”就是改革的壓力和推力所在，體現的是中央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1978年以來，在我國發展與進步進程中，會不斷產生、呈現一系列難題，尤其上對具有“時空壓縮”背景的我國來講，更是如此。再加上一些人逃避、掩蓋這些難題，就會把這些難題積累起來，成為“難啃的硬骨頭”。這些難題，在經濟領域，主要是對粗放經濟增長方式的路徑依賴；在政治領域，主要是權力的越位、缺位和錯位，是權力與資本的勾結所產生的腐敗現象和不良作風，是利益固化的藩籬；在文化領域，主要是物欲橫流、貪欲膨脹與精神懈怠；在社會領域，主要是公平正義有所缺失，社會流動機制不暢；在生態領域，主要是生態平衡遭到破壞，環境污染嚴重；在黨的建設領域，主要是存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大危險。”不破解這些難題，改革無法深化，發展阻力重重，也影響社會穩定。改革在本質上就是破解難題的，只有破解難題，才能推進發展和促進社會穩定。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把直面并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破解發展難題，作為治國理政的突破口。 適應新常態以“建構秩序” 在破解難題的進程中，邏輯上必須進一步建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這不僅是因為現在遇到的許多問題和難題多是在無序的社會環境中產生的，而且建構新的社會秩序，也有利于破解難題，使中國社會走上良性運行的軌道。所以，在邏輯上，破解難題之后，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第二個步驟，就是要積極建構當代中國社會新秩序。這里所謂的社會秩序，是指一種在整體上既具有動力也呈現平衡的有序的社會狀態。 建構當代中國社會新秩序，一個顯著標志，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常態”理念。新常態，本義是為我國經濟轉型進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且提出的新措施提供理論依據。根據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經濟新常態自然會帶來政治新常態和社會新常態。這反映到執政者身上，就是必須努力建構當代中國社會新秩序。其實，習近平總書記極力推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提出“八項規定”和“三嚴三實”，重拳反腐，倡導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強調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統一，目的就是為人的行為確立規范，為黨和政府立規矩。有規范、有規矩才會有秩序。根據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與治國理政實踐，可以揭示出其建構當代中國社會新秩序的戰略構想，其核心內容可概括為“三個新常態、一種總體框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