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和傅聰切磋琴藝
提起傅雷（1908—1966）——這位“大師背后的翻譯家”——其個人著述除了《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香港三聯繁體版）等系列文學藝術欣賞的啟蒙讀物外，還包括那本于上世紀80年代出版，“內容豐富、細致入微、文化品位甚高”的《傅雷家書》，被沈敏特譽為堪稱深刻而嚴密的“教子篇”，我自己最近又前前后后翻閱了好幾遍。
每次翻到最后那一兩封函件，都有股莫名的悲哀：那是他們夫婦在比夜奔的林沖還要絕望、所有的路都斷了的時候，但在寫給孩子的書信中，語氣是如此之平靜，知識分子所謂的氣節在孩子面前用另一種方式隱藏在每一句話的背后。字里行間展現的，全是對孩子的“愛”，“你可以不可以寫長一點，寫勤一點”，對傅聰來信的期待與普通的父親自當別無二致。于是乎，從藝術學養到涉身處世無不涉及，滿是諄諄教誨與拳拳之情而沒有一絲一毫的慌亂和疏忽的親子牌家書，之于海外求學的長子、未來的鋼琴家傅聰來說，這是最后的“愛的底牌”。
孤身在外的傅聰不會徒然地懷思遠別的親友，因為他的寂寞里有疼愛，他的孤獨里還有溫暖。雖然父母都是愛孩子的，因為孩子都是自己的血肉，但是不知道為什么這種愛從來不能得到滿足。直到我看到傅雷對傅聰說“我愛你，正因為我愛一切的才華，愛一切的藝術品，所以我也把你當成一般才華，當做一般珍貴的藝術品而愛你”時，方才覺得心里缺失的最后一塊拼圖給湊齊了，雖說沒有幾個人的父親會像傅雷這樣，能在拋開骨肉關系之外，因著對才華、藝術、和思想的尊重來與自己的孩子相處，也沒有幾個人像傅聰一樣“與藝術靠得這樣近”。我從中看到尊重應是兩代人相處時的守則，孩子越是長大越要牢牢記著這個守則，甚至是底線。在尊重的基礎上，父母與孩子才能對話，而不是權威式的命令與服從。
對傅雷的敬意，來自于他“一個人像一支輕騎兵”一樣對著自己的頭腦和心靈招兵買馬的赤子般的孤獨，“沒有他，就沒有巴爾扎克在中國”，因為他譯介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響了幾代中國人。傅雷沒有工作單位，沒有學位，也沒有職稱，甚至一輩子也沒獲過什么獎，唯一的榮譽性頭銜是法國巴爾扎克研究協會會員。他一生基本上都是勤奮而寂寞地在書齋中度過的。早在2008年傅雷誕辰100周年紀念之際，“傅雷捐贈譯著手稿展”在國圖善本珍品展室向世人公開展覽時，我和翻譯同人們曾特意前往看過那些密密麻麻滿是修改批注的“紙片兒”，遙想過他與眾不同、出類拔萃的背后該是如何無比寂寞的勤奮。在如今的讀圖時代、快餐時代、躍進時代，有幾個人還能像他這樣靜靜坐下來，經年累月地以一顆敬畏的心來慢慢體驗和翻譯一部作品，每一次再版都要進行三番五次的修改，甚至幾乎是不惜推倒重來一遍，以期砥砥琢磨、伐山嘉惠而世代相傳，經由“名著在名譯之后誕生”而建立起“良性循環的秩序”呢？之所以這般如此，是因為他認為，“一個知識分子不善于思考，不勇于思考，感覺不靈敏，好奇心不強，就不稱其為知識分子，更談不到鉆研學問。何況思想懶惰與感覺麻痹還牽涉到遇事認真負責的問題，從而牽涉到人生觀與世界觀。”對于孤獨，他這樣對傅聰說，“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獨的。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創造許多心靈的朋友，你永遠不要害怕孤獨，你孤獨了才會去創造，去體會，這才是最有價值的。”
上海浦東故里傅雷夫婦紀念碑的正面，題寫撰刻的正是家書里的這句名言：“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在傅雷的心中，貝多芬、米開朗琪羅、托爾斯泰以及約翰·克里斯朵夫是偉大心靈的承載人，其實偉大的心靈何嘗不是傅雷那顆堅定的赤子之心。曾經有人認為傅雷對傅聰學琴練習琴的嚴苛其實是本人在嚴厲的寡母下長大的心理投影,甚至反感地認為是由于傅聰牽連了父母最終才導致傅雷如此脆弱的干凈了斷，還有什么傅雷太急躁性急了，與其干凈地走給世界一個孤高的背影，倒不如暫且低俗地生存，期待生命最激昂的樂章。可是，面對無法阻止的波濤，要個性孤傲剛直如云中鶴的傅雷學會如何踏浪而行，未免太苛刻了些，因為其實那幾乎就是勢利地“隨波逐流”的代名詞。何況他是這么愛孩子，一定是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活得更好，更有希望，更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才華。所以，還是尊重傅雷這樣“愛的選擇”為好。
傅雷誕辰105周年，傅雷及夫人骨灰安葬及紀念碑揭幕儀式后，家屬捐贈的《傅雷家書》和《傅雷譯希臘的雕塑》在上海福壽園海港陵園的人文紀念博物館內展出。這兩部珍貴的手稿皆是先生專為傅聰所作，字里行間能充分感受到父親的愛子之心有多么深沉！傅聰在給父親的信中屢次談到藝術方面的希臘精神后，傅雷特意抄出《藝術哲學》中《希臘的雕塑》譯稿并加箋注，每天抄錄一段，將近一月有六萬余字，裝訂成冊，寄給時居倫敦的傅聰，從開頭到最后力透紙背的都是深深的父愛，也是兩個熱愛藝術的人之間的惺惺相惜。《傅雷家書》更是對此有一段最好的詮釋——那愛是噴涌的巖漿，是洶涌的海水，是無限的蒼穹，把家人的一生熔化、淹沒與覆蓋！
直到此刻，剎那之間，傅雷先生職業性的一面，家庭性的一面，以及民主促進會重要締造者之一的政治身份，還多了那么一層淡淡的歲月印跡，終于在我腦海中完美地合體了。其幼子傅敏先生雙手柔軟,同樣具有音樂天賦卻轉學他業,和父母一同經歷了流年的風霜，默默將書信編纂成文，是位可敬的家書的整理者。世事如煙，死生契闊，無論是對筆跡，還是內容，或者還有親情，他對其父不氣餒、有召喚、愛自由的基因特質，感受更為深切。家書里這些瑣碎的再現于文學藝術中的歷史，由于其零距離對每個歷史參與者心靈的洞察和透析，甚至顯得比歷史本身更有意義。就如同每每聽聞章琨先生（我國解放后法語廣播撰稿、審稿與定稿第一人）為了以拿手的”東坡肉“待友而經常夜半三更守候爐前掌握火候、添放酌料的故事時一樣的感覺。歷史中不起眼的細節并非對“崇高”的消解，恰恰是對“平凡”與“真實”的最好注釋。
“最美的果實一定在最危險的地方,必須用最危險的姿勢爬上最脆弱的枝條,將身體騰空才能摘到.但是一不小心,就會摔落。因此,最重要的，是樹下應該永遠有能接住你的人。”這是每個人最后的底牌，也是傅雷父子最后的底牌。謹以此作為對傅雷先生逝世50周年小小的回應，并以此作為特別的2016年父親節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