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6月，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陳獨秀寓所成立，當時暫名“社會共產黨”，8月定名為“共產黨”。因其在黨的創建中發揮了組織發起的作用，史稱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中共上海發起組的聯絡指導下，僅用大半年的時間，武漢、北京、長沙、廣州、濟南各大城市，以及旅日、旅法華人中紛起成立了早期共產黨組織。建立全國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水到渠成，按照共產國際“二大”的有關規定，召開成立大會勢在必行。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李公館開幕，宣告黨的正式成立。
共產主義磅礴背景
十月革命的勝利，牽引共產主義運動的浪潮前所未有地激蕩澎湃。其鮮明的歷史表征便是共產黨紛起成立于世界各國，共產主義真正成為遍及全球五大洲、具有世界規模的運動。這構成中國共產黨創立的國際政治大背景。這中間，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共產國際發揮了重要的推手作用。
共產國際的建立，緣于對第二國際的反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錯誤路線惡性膨脹，其各主要政黨以“保衛祖國”為由，“投票贊成軍費開支，參加內閣，實行‘國內和平’政府，在合法性不存在的時候不去建立秘密組織”。對于如此背叛工人階級的行徑，列寧領導他的戰友予以堅決的斗爭，并促成了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在十月革命后的成立。共產國際“一大”代表名單顯示，當時除了俄共（布），以及在俄境內成立的諸如烏克蘭共產黨等若干共產黨，其他各國成立以“共產黨”為名的政黨的還有德國、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羅馬尼亞、波蘭、芬蘭等6國，另有捷克、保加利亞、南斯拉夫、英、法、荷、美、瑞士等國的共產主義小組，余者為社會民主黨、左派工人組織等。
而在共產國際成立后的4年間（截至1922年），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共有33個共產黨成立于世界各洲，共產國際的功績可見一斑。這其中，1920年7、8月召開的共產國際“二大”明確“共產國際開始進入組織建設時期”。要求“目前各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團結分散的共產主義力量，在每一個國家中成立統一的共產黨（或加強和革新已有的黨）”，并就“正式加入共產國際”作出規定：至遲在共產國際“二大”閉幕后4個月內“必須召集黨的特別代表大會，以便作出結論”，“凡是愿意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應稱為：某國共產黨”，等等。凡此進一步加速了各國共產黨的成立，并加強了組織建設的規范性。
將中國共產黨置于同時期涌現的33個共產黨系列中加以考察，不難見出異同。當時新興的諸國共產黨大體呈現出三類創建方式：一是原有的社會民主黨等工人政黨在左翼勢力的作用下，召開代表大會（有的聯絡新生的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就加入共產國際、改名共產黨等重要議題作出表決，從而改組為共產黨，如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丹麥、瑞典、印度尼西亞、伊朗、英國、埃及、羅馬尼亞、南非、比利時、智利等國共產黨；其二，從社會民主黨分裂出來的左翼成員另組新黨，如美國、西班牙、烏拉圭、法國、盧森堡、意大利、圣馬力諾等國共產黨；其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有的聯絡社會民主黨左派）召開成立大會，宣告共產黨的成立，如墨西哥、土耳其、印度、澳大利亞、蒙古、瑞士、新西蘭、葡萄牙、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巴西、日本等國共產黨（僅蒙古人民黨的名稱不規范）。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模式基本可歸于第三類，由于中國工運發育遲緩，社會民主黨在此并無基礎，因此也就并不存在聯絡社會民主黨左派的可能。
此外，世界諸國共產黨在創建地，以及建黨日等方面的創建活動規律，為我們深入理解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樹立了歷史參照。
近代化城市中孕育
倫敦、貝爾格萊德、芝加哥、墨西哥城、悉尼、里約熱內盧、布加勒斯特、東京、開普敦、布魯塞爾、巴庫，以及圖爾（法國中西部城市）、里窩那（意大利西岸港口城市）、圭爾夫（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城市）、三寶壟（印尼爪哇島中爪哇省商港和首府）、蘭卡瓜（智利中部城市），等等，一系列明星城市成為所在國共產黨的創建地的事實，足證大中城市確乎是共產主義者創黨的首選地。
當然，也存在著個別例外。比如，保加利亞共產黨以該黨前身保加利亞社會民主黨創建地巴爾干山布茲魯查峰為尊；印度共產黨在蘇俄境內的塔什干建黨；盧森堡國土狹小，盧共在該國南端城鎮成立。這幾個特例并不能顛覆大多數共產黨的創建規律。
各國共產黨所以通常在大中城市創立，其首要根源在于無產階級政黨是工人階級興起在政治上的體現，而促使該階級產生的近代工業又與城市的近代化密切相關。在大中城市，無產階級得以發展壯大，工人運動逐漸走向成熟。正是基于對城市政治學的考察，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得以建立。大中城市蘊藏著推翻舊統治秩序的偉力，這方面十月革命的勝利便是一個成功范例。在俄共（布）后成立的各國共產黨，當然更應繼續以城市為中心的斗爭之路，在城市建黨勢在必行、理所應當。此外，大中城市人才匯聚、交通便利、文化發達、信息暢通等種種資源優勢，也為共產黨創建活動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外來人口流動頻繁的陌生人社會也有利于召集標志創黨的代表大會，具有易于隱蔽的功效。
創黨大會適宜在大中城市召開，這不僅是各國共產黨的創建通則，也符合中國當時的歷史情境。至于哪座城市能夠擁有這份無上的榮幸，則是城市不同的發展模式所鑄就的歷史命運。當時中國如果有一線城市榜的話，那么，上海無疑高居榜首，繼其后者雖有較大差距但仍具大中城市規模的有北京、天津、廣州等。
事實上，這些城市在黨的創建活動中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陳獨秀由北上而南下的人生軌跡，形象地說明了當時民國“首善之區”北京的政治高壓，并非創黨的理想地（天津對北京具有強大的政治經濟依附性，城市結構功能相近）。廣州一度是陳獨秀的向往之地，他在1920年1月底、2月中旬先后兩次抵滬，都是為了籌辦西南大學，在預想中上海不過是他赴粵實施教育抱負的中轉站。在秉賦氣質方面，陳獨秀與上海似也格格不入，他曾語帶不屑地說：“上海為工商社會，不宜設立文理兩科”云云。然而，上海以商興市、以商促工，工人階級超過51萬，占該城市人口的1/5，占全國工人總數的1/4強，且在五四運動時期就登上了政治舞臺。這是“工業尚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的北京無法望其項背的。由京到滬，極有利于要走俄國人道路的陳獨秀接觸工運。一批進步青年也在此與工人打成一片。
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運實踐相結合，勢必催生無產階級政黨。作為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南方重鎮，除了陳獨秀帶回來的《新青年》，上海還有《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星期評論》《太平洋》《少年中國》《解放與改造》等名刊構成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輿論陣地。共同的信仰，初步團結起邵力子、李漢俊、沈玄廬、李達、施存統、陳望道、沈雁冰等一批進步知識分子。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一行人等經京來滬，代表蘇俄與共產國際在此遠東國際大都會“敲枰布局”，有力地助推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成立。
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滬運作，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順理成章。但在一年多時間里還是頻生變數，歷史機遇曾不止一次地垂青廣州。1920年12月中旬，陳獨秀應陳炯明之邀前往廣州辦教育。翌年初，中共上海發起組繼任書記李漢俊因經費緊張、抵制中央集權等問題，與陳獨秀先后發生兩次沖突，一氣之下辭去書記一職，由李達代理。在那年五一勞動節紀念后，新漁陽里6號遭到法國巡捕房派武裝巡捕搜查，李漢俊決定暫停機關部活動，要包惠僧到廣州找陳獨秀決定如何進行工作的問題，或者把中央搬到廣州去。然而，就在包惠僧滯留廣州不久的6月中旬，上海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的提議下，來信召集全國代表大會。廣州可能成為創黨地的歷史機遇期就此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