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3月10日電(記者吳雨 梁建強)“來來來,喝水,吃些水果,北京太干燥咯。”
10日中午,把前來采訪的記者領進門后,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仙桃市陳場鎮福利院副院長羅功英就開始燒水、洗水果,忙前忙后地張羅,仿佛老熟人來串門。
在福利院工作快30年,照顧別人已成為她的習慣。
當年,村里年輕的女人們大都在家照顧老人和孩子,羅功英卻選擇陪伴在一群生活難以自理、非親非故的老人身邊。
“那時我還是村上的婦女主任,一次去養老院探望老人,推開門一股惡臭味撲面而來,一個婆婆吐了一身。”說起當年的情形,羅功英依然記憶深刻。
她問院長,為啥沒有人來幫忙處理。院長兩手一攤,“只有一個護工,哪顧得上呀”。
二話不說,羅功英挽起袖子就開始幫老人清理污物。
一旁的院長感嘆,“小羅啊,偶爾來幫幫忙可以,但轉頭他們又得生活在一個臭氣熏天的環境里。”
這句話深深刺痛了羅功英。
于是,她萌生出辭去婦女主任、調去福利院的念頭。
“村支書不明白我為什么要放棄安穩的工作,跑去干‘伺候人的事’。”羅功英說。
那時的羅功英,只是嘆了一口氣說:“支書啊,你還不了解我家的情況么?”
村里人都知道,羅功英有兩個殘疾的妹妹,她從小精心照料著她們,深知這樣的群體需要怎樣的照顧和陪護。
支書不再強留,羅功英隨即全身心投身到福利院。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社會福利建設相對不足,羅功英和另一個護工每天給老人做飯、洗衣服、梳頭、洗澡,還要自己種菜、砍柴,到各村要老人們的口糧……
“自己的父母就在隔壁村,有時卻忙到顧不上去看一眼。”說起對家人的虧欠,羅功英充滿遺憾。
羅功英把愛傾注到那些老人身上,也收獲到更多的疼愛。
“一次我的腿受傷腫得走不了路,福利院里的劉有秀老媽媽,采來魚腥草和艾葉泡到木桶里,一邊幫我洗一邊揉搓。當時我的淚珠往木桶里掉。”羅紅英回憶道。
她一直和劉有秀保持著親如母女的關系,直到老人去世。
其實,羅功英也有“堅持不下去”的時候。
曾經連續10多年,她每月只拿200多元的工資,供養兩個孩子上學。
不得已,她白天在福利院做護工,晚上去餐館打零工。餐館老板看她做事踏實、麻利,開出了兩倍的薪水留她做全職。考慮到家里生活拮據,羅功英猶豫良久,同意了。
誰成想,隨后的每天一早,福利院的老人們都會湊車費,輪番安排“代表”前去勸她回來。
羅功英很快動搖了,她跟丈夫商量。丈夫說:“按你的想法來吧。”
離開46天后,羅功英又回到了她牽掛著的福利院。
“可算把你盼回來了!”欣喜的老人們竟在院子里放起了鞭炮。
鎮里得知羅功英的故事,考慮到她家中困難,主動幫她把工資調高了一倍。
經歷了這場“風波”,羅功英再沒有想過離開。
現在她每月工資漲到了1500元,盡管依然有限,但她很知足。“我的孩子都長大了,家里也沒有多少用錢的地方。”
現在,福利院住著約百名老人,有十多個護工。但招不到、留不住護工的現象令她很是擔憂。
“跟外出打工相比,福利院的工資太低了,而且又臟又累。”羅功英坦言,很多護工不懂基本護理知識,福利院里也缺乏醫療設施。”
今年兩會上,她建議加強對農村護工的培訓,健全農村社會福利院的功能。
9日,慈善法草案提交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時,羅功英坐在臺下認真而興奮地聽著,回來的路上不停地和周圍的代表討論著細節。
“慈善事業太需要法律規范了。”羅功英告訴記者,以前福利院接收捐助是一個“麻煩事”。有愛心企業、愛心人士打算捐款,羅功英總得叫來鎮里民政部門的人做個“見證”。但即便如此,仍會有人扔出一兩句“私下得了好處”這樣沒頭沒腦的話來氣她。
“這下好了,以后都是按法律辦事,一筆筆賬都清清楚楚,彼此更加信任。”羅功英說,“慈善法對于真正想做慈善的人來說是一種保護;同時也能發揮‘打蒼蠅’的作用——讓打著慈善名義撈好處的人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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