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是前無古人的探索，已經突破了西方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為我們黨的理論創新提供了無比豐厚的實踐土壤。這也是中國學術創新、理論創新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當西方社會科學宣稱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課題已經歷史終結，學術研究日益細節化、碎片化與形式化的當下，中國卻有許多激動人心的大問題期待和呼喚學者們挖掘、回答與破解。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勇擔重任，在為祖國、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實現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種資源，特別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資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的資源，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三是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這就要求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以當代中國的實踐為體，以馬克思主義、傳統文化、西方學術為用，構建起“一體三用”的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
一、要立足中國國情，以中國實踐為本體構建哲學社會科學體系
毛澤東說， 人的正確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構建中國學術話語體系，需要立足中國國情，以中國實踐為中心。
沒有經過實踐批判的理論，就沒有資格批判實踐。只有能夠解釋中國實踐的理論，才有資格指導中國實踐。當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理論供給不足，一方面表現為缺乏自主性，大量研究削足適履，套用西方理論來裁剪中國實踐，同時，長期形成的一套傳統學術話語體系，明顯滯后于實踐；另一方面表現為中國的大量實踐與改革缺乏系統的學術理論概括和提煉，反映了學術理論的缺位或不到位。
我們需要從向“西天取經”到向自身實踐取經的轉變。只有自己的實踐才是“體”，才是理論構建的源頭活水，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同時，理論來源于實踐，又高于實踐，要以中國理論解釋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指導中國實踐。
首先是立足中國國情，扎根本土。中國國情就是理論建構的“本國性”或“地方性”實踐，它要與“共通性”實踐相互補充，“和而不同”。中國國情是構建有解釋力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的基本立足點，這一點任何時候都必須準確把握。
其次是系統梳理與總結中國道路。中國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探索的結晶，經歷了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多次反復螺旋形上升的不斷探索過程，反映了認識論的“實踐理性”，經過了實踐檢驗，需要通過深入研究加以系統梳理與總結。
第三是系統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38年，中國逐漸構建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制度體系，這套制度體系符合中國國情，在全球的制度競爭中表現出很強的活力，是中國保持快速、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要對這套制度體系的科學性、人民性、實踐性等進行系統研究。
二、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推動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氣勢恢宏的理論架構，涵納宇宙與人生，融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等于一爐。習近平同志指出：“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事物的本質、內在聯系及發展規律，是‘偉大的認識工具’，是人們觀察世界、分析問題的有力思想武器。”
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認識工具，有助于我們克服專業學術研究的局限性。現代學術分工，使得學者在越來越窄的領域中知道越來越多的事情。現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也要求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突出一面，不論另一面，以這種思維方式來看待世界，容易造成一葉障目。馬克思主義指出要善于理論聯系實際，分清主流與支流，既要有重點論，也要有兩點論，既見樹木，更要見森林，既要分析現象，更要揭示本質特征。這些基本原理與方法論不但有助于指導我們的學術研究，也有助于克服我們的“學究氣”，應當成為我們學術研究道路上的指路明燈。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學術創新的理論富礦和研究許多中國問題的理論原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許多光輝論述，對于理解當今的中國與世界仍然深具洞見，對于我們的學術創新仍然深具啟發意義和指導意義。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推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回顧社會主義500年歷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為誰建設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命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是在不斷豐富和發展的。越是深入研究和認識國情，就越能深刻領悟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所蘊含的真理的光輝。這一理論體系是實事求是和與時俱進的，實踐進一步，理論長一寸。它是實踐探索的理論結晶，也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同時它還是指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探索從一個勝利走向又一個勝利的理論武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體系的構建，要自覺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一些經驗性概括進一步深入研究與提煉，形成學術理論。
三、借鑒西方理論資源，從模仿研究走向自主創新研究
從總體上看，中國思想的對外開放基本點是向西方開放，全面學習、引進西方，好處是使中國學術界大開眼界，獲得前所未有的知識來源，中國學術界大規模地融入到世界學術平臺之中，開始有了一席之地，發出了“中國聲音”。
但同時也應看到，當下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缺乏中國的知識體系與理論體系做支撐。言必稱希臘，一味強調與西方接軌的后果就是學術自主性的喪失。西方的話語理論體系是和西方道路選擇與制度建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是對于啟蒙時代以來現代西方道路自我合理化的建構。以這一理論體系套用中國實踐不但會離題萬里，言不及義，更重要的是授柄于人。即便是中國學者，只要不是用自己的眼睛而是帶著西方有色眼鏡看中國，看到的就是扭曲的中國和負面的中國，而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中國就會被濾掉，結果是落入了西方話語陷阱，進而喪失文化自信和對自身發展道路的自主選擇權。
哲學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抽象普世論背后實際上是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對象混淆的機械思維。政治、經濟與社會體系是人類在客觀條件制約下的自我建構和自我實現的過程，由于各國對于理想社會形態設想不同，面臨的客觀條件制約不同，使得在社會科學領域人類可以有共通的規律，同時又有特殊的“道理”，前者體現實踐的客觀性，后者體現主觀能動性。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哲學、文學，越是偏向“人心”的學科，個性越強，共性越弱。也就是說，不同國家的不同具體實踐會產生出不同的、但是可能同樣有效的道路與制度體系，同樣也可以構建出不同的話語體系。
普遍性只存在特殊性之中，真正“普世性”必然是建立在多元性之上。反過來，任何成功的、有效的獨特探索都具有普遍意義。各國無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各有千秋，各有長短，可以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中國實踐的偉大意義不僅在于為十幾億中國人民找到一條光明的發展道路，同時也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四、有著共同處境的國家指明了發展的新方向。中國道路、中國制度與中國模式為世界其他國家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和借鑒。
面對著一個基于西方社會實踐，經過二三百年發展已經日趨成熟和精細并主導世界的西方話語體系，中國問題的研究者往往面臨著兩難的抉擇：如果套用西方的理論來考察中國的實踐，經常是驢唇不對馬嘴，即便削了中國足，也未必能夠套上西方的“履”；如果拋開西方理論另起爐灶，顯然不利于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甚至會造成中國社會科學的倒退。這就要求在構建中國話語體系過程中，需要洋為中用，從接軌研究轉向自主創新研究。吸收和借鑒西方理論特別是研究方法中合理的部分，形成既自覺自主，又可以開展國際對話，既以中國為中心，又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學術體系。
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嘗試“倒置的實證主義”，即改變套用西方文獻提出研究假設，再用中國經驗來證實或證偽假設的做法，而是從中國經驗出發，與西方理論開展對話，概括出新的框架、理論，并進而對理論推演的命題進行實證檢驗。
四、返本開新，推進傳統文化的現代性、創造性轉化
中國有5000多年綿延不斷的文明史，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提供了豐富的精神資源和學術資源。這是中國學者的“先天優勢”，又是創立現代中國學術的歷史來源。對于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構建來說，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傳統話語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資源，而不是當代實踐多大程度上詮釋了傳統話語體系。當代中國話語與傳統話語的關系不僅是批判的繼承，更要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通過對傳統話語進行創造性轉化，實現古為今用、推陳出新。這種創造性轉化不但是中華文明返本開新，譜寫新篇的需要；也是傳統話語影響當代中國實踐，貢獻當代中國話語體系構建的途徑。
創造性轉化是指在對傳統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礎上，汲取合理成分，并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一是傳統價值理念的創造性轉化，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來源。例如，從法家富國強兵中開出法治、富強等新內涵；從王道之中，開出民主、和諧、友善等新內涵；從大同思想中，開出平等、公正等現代價值理念。 二是傳統治國之道創造性轉化，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思想來源。儒、法、道、墨四家都有各自學說，而治理良好的朝代往往是禮法合治、兼而用之。取各家之精華，集各說之所長，發揚光大，推陳出新，借助“老理念”創出“新理念”。 三是傳統文明體系創造性轉化，成為中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來源。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綿延數千年的文明體，對世界各國人民具有歷久彌新的魅力。傳統文明經過吸納西方文化，完成現代性轉化之后，將實現文明之再造，并成為中國國家軟實力建設的不竭源泉。
五、從思想解放走向思想建設，自覺承擔起當代學者的歷史使命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學術界思想解放一個理論意義在于熱切地學習和全面引進西方社會科學。最初主要是引入西方的新自由主義，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反思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并引入更多元的西方理論。新世紀以來，強調學術研究與國際接軌，對西方的引進更加精細化與技術化。但這一切都未能擺脫以西方知識體系為中心的思考和研究方式。現在，則需要超越思想解放階段，轉向思想建設階段，形成屬于中國自己的學術知識體系。這是中國學術界的重大使命。
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話語構建是當代中國實踐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偉大飛躍，是實現中華民族精神層面上的偉大復興和上層建筑建設。回望歷史，任何創新學派潮流的形成，都是對于一個大時代實踐的精神回應。中國正處于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大時代，我們每個學者都置身于這樣一個實踐創新不斷涌現、思想爭鳴空前活躍的中國話語場之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面臨著一個根本性抉擇，誰來設置我們的學術研究議題？與對于西方理論理解的精深程度不相稱的，是知識界對于中國現實認識的膚淺程度。我們是繼續像以往那樣把大量的學術資源用于了解西方、引進西方，樂此不疲為西方理論傳經布道、學術打工、提供腳注？還是把有限的生命與寶貴的學術資源投入到深入研究層出不窮的中國問題和中國實踐中，自覺地投身到中國理論建構的歷史洪流中去？這是值得我們每一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者特別是青年學者深思的。
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話語構建需要學者群體的集體自覺，以中國實踐和中國問題為中心，以中國學者為共同體開展自主性研究。同時也需要在保持高標準與開放性的前提下，推動學術考核、學術發表與學術支撐體系從西方標準轉向中國標準，為中國學派的形成創造更好的外部條件與學術氛圍。 （鄢一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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