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比較是人類智力活動的一種常見形式。人類進行比較思考似乎已成為一種本能。作為唯一以方法而非研究內容來命名的政治學分支學科，比較政治學表現出相當明顯的經驗研究取向，因此也成為頗具理論創新潛力的政治學分支學科。在中國，比較政治學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視，并逐漸成為推動政治學學科整體發展的新動力。將中國經驗納入比較政治學一般分析框架，努力探索和拓展有助于理解和闡釋中國實際問題的政治學理論，成為中國比較政治學學科發展的重要創新點。
一個由比較方法界定的學科
將比較方法運用于政治分析古已有之，比較政治學在二戰以后更是獲得了迅速發展。比較政治學作為一個獨立分支學科的出現，意味著比較研究從思辨政治哲學的一個輔助工具轉變為實證政治科學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對于社會科學來說，評估、檢驗和發展理論是一項重要使命，因而社會科學研究的過程也是通過經驗材料發現和改進理論的過程。對于比較政治學而言，這一過程表現為在不同案例、方法和策略之間進行選擇。
將比較方法運用于政治學研究，有助于增強人們對各國政治的理解，擴展人們對不同政治模式的認識，激發人們去發現和概括關于復雜政治現象的一般理論，從而獲得有關政治的規律性認識，并可借鑒對國家發展有益的政治運行經驗。這些都是比較政治學研究的重要意義。
在方法論意義上，比較政治學所強調的方法論意識對于規范政治學研究也非常重要。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比較政治學也要符合社會科學的一般研究邏輯和規律，因此在研究中要理性運用不同研究方法。可以說，方法論理性與方法論意識同樣重要。
確定的方法與不確定的研究焦點
如果從19世紀末現代政治學的產生算起，作為政治學分支學科的比較政治學已經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發展。但是，很少有哪個學科像比較政治學一樣，在經歷了100多年的發展之后，仍常常思考并困擾于諸如學科研究對象、學科研究方法等最基礎的問題。
在學科產生以來的大部分時間里，比較政治學都在努力尋找一個充分的研究范式，即建立在特定方法論基礎上的完整概念與理論分析框架，以化解學科身份確認上的危機。在這一過程中，比較政治學研究者日益認識到，由于其學科特征，比較政治學既不需要也無法真正確立起像其他學科那樣的研究范式。對于這一學科而言，構建一個可檢驗的解釋理論，可能是更為現實的理論抱負。
盡管如此，比較政治學對于新范式和新理論的探索從來都沒有停止過。20世紀中期以來，比較政治學學科更因理論與研究方法的變化而處于不斷變動中。這一學科的比較方法特征更為明顯，而研究內容卻仍不確定。因此，學科的研究者不斷尋求研究焦點，學科的專業積累也因而相對薄弱。
不同的理論和研究范式影響著研究取向以及研究問題的選擇。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比較政治學的研究重心經歷了從國家到社會再到國家的循環，研究范疇則經歷了從比較憲法到比較政府、再到比較政治的發展過程，在今天則更趨向于研究幾乎一切政治現象。在這一過程中，比較政治學學科本身也從一個僅僅關注制度和組織的描述性學科，轉變為對社會與國家內部運作的諸多復雜現象進行解釋的學科。與此同時，比較政治學的方法論特征也使研究者更容易對新方法持開放與接受態度，從而使得近年來比較政治學研究不斷從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成果中獲取養分。
趨向科學化的學科使命
比較分析是有助于在社會科學中形成科學解釋的一個重要方法。在政治學學科發展意義上，比較方法是使政治學研究趨向科學化的一個重要途徑。因此可以說，比較是政治學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核心。
每個學科在知識獲得和積累方面都有其規則。政治學源于哲學并逐漸轉變為一門社會科學。按照科學的考察標準，在政治學作為一個學科的整體定位方面，依據其概念、理論、解釋規則以及研究的主題等方面特征，政治學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被稱為一門科學。但是，比較政治學因其強大的方法論而成為政治學研究中科學依據更強的分支學科，在致力于發現政治現象的一般規律并提供理論解釋方面更接近科學研究。
深切的現實關懷是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學的一個鮮明學科特征。比較政治學在解釋充分性與預測準確性的學科使命中更傾向于后者，這常常使其承載了超出本身實際能力的學科任務。現實政治運行變幻莫測，時常會挫敗比較政治學試圖進行科學預測的追求，使學科的理論與知識積累發生自我否定和突然中斷，這導致比較政治學學科發展顯得很不連貫，也不統一。
探索和發現基于中國經驗的一般命題
近年來，有關中國經驗或基于中國經驗案例的研究與比較政治學的關系，成為比較政治學學科領域的一個重要話題。中國發展道路具有獨特性，這一點在比較政治學研究領域需要加以強調。研究者如果缺乏對中國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的深入系統考察，或是試圖透過西方標準的棱鏡來審視中國，就很難將中國納入一般的比較分析框架，對中國現象將難以理解，也無法解釋。然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發展已經成為重要的事實，忽視中國經驗的普遍意義，在實踐層面是短視的，在理論層面則會導致知識和理論的片面性。
中國獨具特色的政治與社會制度、改革開放30多年來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以及漸進的改革路徑，是中國發展過程中的顯著特征。在國家治理過程中特別是在公共政策領域，中國既表現出自身特色，也表現出一些與其他國家的共同特征。
中國經濟、社會與政治發展過程中的許多問題及其相關研究，不僅具有本土意義，而且具有全球價值。但是，久已存在的學術偏見以及先入為主的經驗視角，抑制了比較政治學研究者將中國經驗納入一般比較分析框架的能力，也不利于他們將學科中已有的一些學術討論與發生于中國的實證案例聯系起來。中國案例往往被置于特殊的理論與話語體系中加以討論。這種執著于過時和陳舊的國家類型認知或概念框架的比較分析，會使研究者錯失將中國經驗與更為廣泛的學科議題討論結合起來以實現學術創新的重要機遇。
對于中國的比較政治學研究者而言，需要尊重學科傳統與學術規范，重視學科的方法與理論積累，在此基礎上探索和發現基于中國經驗的一般命題，以此豐富比較政治學及政治學理論，為學科發展作出中國貢獻。在認識論意義上，對中國政治的認識也需要將中國置于比較視野中，因為如果只關注和研究中國自身，也無法真正理解中國。在很大程度上，要認識和理解中國，重視中國特色與關注其他國家及一般規律同樣重要。
在實踐意義上，中國的國家治理也可從比較政治研究中獲得重要啟示。比較分析賦予人們寬闊的經驗視角和寶貴的倫理視角。由比較研究所揭示的不同變量之間的關系，對于提升有關社會與政治現實的理解，思考擴展制度改革與調整的空間，豐富不同領域公共政策的選擇等，都具有非常直接和現實的意義。
在政治學諸多分支學科中，比較政治學因其實證研究和比較的方法論特性，表現出創造理論假設和新概念的重要潛力，因而具有理論創新潛力。政治學研究中的許多理論和分析概念如政治體系、政治文化等，都產生于比較研究。過去數十年政治學學科發展史上大多數有影響的政治學家都是比較研究者，這一事實也可佐證比較政治學對于政治學學科整體發展的意義和貢獻。（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王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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