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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人：

　　徐沛東委員（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音樂家協會分黨組書記）

　　張抗抗委員（國務院參事室參事、中國作協副主席）

　　鄭曉幸代表（四川省文化廳廳長）

　　胡小燕代表（廣東省新明珠集團冠珠外墻磚銷售總經理助理）

　　李興浩代表（廣東志高集團董事會主席）

　　王寶軍代表（遼寧省宏運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他們，在城市高樓間匆匆穿行，扛著沙包，砌著磚墻；他們，在燈火闌珊處沉沉睡去，夢中或許還縈回著那片雞犬相聞的鄉土。

　　超過2.5億人的農民工大軍，正掀起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遷徙潮。20多年的流光之下，他們也在一點點變化，“80后”、“90后”正扛起“新生代農民工”的稱號，成為主體。與父輩不同，他們沒有對土地的眷戀，幼年時期便滋長于心的城市情結，已將“文化夢”烙印在企盼中。

　　在城市陌生而熟悉的繁華中，“農民工2.0”能否覓得那片屬于自己的“文化田園”？

　　不再只為養家糊口

　　文化訴求日趨明顯

　　“新生代農民工進城，不再是單純的養家糊口。”中國首位農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見證了這番變化，“父輩賣的是苦力，但我們拼的是智力”。

　　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有初高中學歷，有些還具備大專學歷，為城市的文化消費提供了可能，也讓農民工的文化需求層次更加立體。

　　“新生代農民工對文化的需求首先是娛樂需求。”李興浩代表的企業里有很多年輕農民工，“這些年輕人最喜歡的是上網，我們就在園區里建了網吧，一小時1元。”

　　“現在的競爭壓力較大，工人也都不安于現狀，想要獲得再學習的機會。”李興浩明顯感覺到，新生代農民工的求知欲增強了不少，廠子里開辦的電腦、文秘等技能培訓班，經常是一開班，不到一兩天就滿員了。“這兩年，工人表達、創作的需求越加明顯。很多人寫得一手好文章。”為此，李興浩創辦了一份內部刊物，收錄工人比較優秀的作品，并由他們自己編輯、內部印發。

　　農民工正在由文化的消費者轉變為創造者。因為質樸而感動了很多人的農民工詩人楊成軍，讓徐沛東委員深有感觸：“我前一陣子去看過楊成軍，他在10多年的打工生涯中，把對親人的思念、農民工的苦辣酸甜都寫成了詩歌，很了不起。無論自己的境況如何艱辛，都沒有放棄精神追求，有很多人創作出了高質量的文學、音樂作品，值得欽佩。”

　　但是，現實中一些城市只偏重維護農民工經濟權益，對農民工精神文化需求則忽視甚至漠視。王寶軍代表說：“目前，農民工文化生活貧乏、文化消費不足、文化需求不能得到基本滿足；農民工的精神生活、精神撫慰和人文關懷缺失的問題日益凸顯。迫切需要針對農民工的新特點、新需求、新期待，切實推進農民工的各項文化工作，促進文化融入和社會融入。”

　　收入有限門檻過高

　　戶籍體制制約共享

　　“31個省市區的公共文化人均投入績效，無一及格”，日前發布的一份關于全國公共文化服務綜合指數的調查報告，得出了一個頗為驚人的結論。

　　報告尖銳地指出，大城市的確在公共文化設施建設上投入更多，居民人均享有的公共文化服務水平也較高，但因設施強調高端性，商業性演出多、票價高，大眾參與享受度反而不足。對于農民工而言，這道門檻更高。

　　“我們掏錢買張戲票、看場電影，也許沒什么，但這對農民工而言不是件容易的事兒。”張抗抗委員說得很實在，“他們的收入有限，公共文化產品應該更加便捷和經濟。”

　　這一觀點，長春電影制片廠總導演李前寬委員頗為認同：“現在中國的電影院線都集中在商業繁華的大城市，在城市里又集中在人流密集的商業區，運營成本高，票價偏貴，農民工根本看不起。”

　　對于文化服務，一面是農民工的捉襟見肘，另一面卻是雇主的有心無力。

　　“農民工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很難單純靠企業去滿足。”根據李興浩的調研，吸納大量農民工的中小企業對文化事業的投入比較有限，導致很多農民工精神空虛，被一些文化糟粕乘虛而入。

　　“就算是較有實力的大企業，搞職工文化建設也面臨著很多‘硬杠杠’的限制。” 比如，政府要求只有戶籍人口達到一定標準才能配備網吧。可沿海地區的工廠里有幾個戶籍人口？“所以運營至今，我們依然是‘黑網吧’。”說到這里，李興浩嘆了口氣。

　　對于企業使不上勁的困境，廣東省東莞市政協主席李毓全代表也認為，戶籍制度的確需要調整。“農民工聚集地大多比較富裕，有實力也有意愿去推進公共文化事業，但許多規定、政策都脫胎于舊有的戶籍管理體制，造成了愛莫能助的局面。”

　　調整文化管理政策

　　納入公共文化體系

　　“我不贊成用‘農民工’這個詞，這個稱謂應該終結，應該把進城務工農民統一稱為‘新市民’。”鄭曉幸代表說，從根本上講，只有取消戶籍制度，打破城鄉二元體系的藩籬，使“新市民”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權利，才能徹底消除“新市民”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島”現象。

　　為此，鄭曉幸建議把農民工納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將解決進城務工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問題，納入黨委和政府的民生工程和績效目標，納入文明城市考核范疇，納入財政預算投入，讓農民工無差別均等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務。“建議中央督查各省建立農民工文化基金的情況，以及城市居住區和新建小區住宅從開發投資中提取1%用于公共文化服務中心建設的政策落實情況。”鄭曉幸說。

　　李毓全則從政策法規落后于現實的角度出發，提出國家應及早對那些過時的文化管理政策、規定進行清理，“特別是不應再按照戶籍人口，而應按常住人口來配備文化資源。”

　　張抗抗關注到了另外一個現實：盡管全國范圍內的“三館”免費開放已經展開，但農民工似乎“不為所動”。問題還是出在服務方式上，“應當設立專門的農民工圖書館或者流動圖書館，為農民工量身打造內容，讓農民工能便捷獲取。”張抗抗開出了“量體裁衣”的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