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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委員關注進城務工人員文化建設

 　“我們只是知道他們為城市蓋房子，卻很少知道他們內心在想什么。他們要融入所服務的城市當中，要熟悉這個城市的文化。”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業博物館研究員曹幸穗說。在今年兩會上，怎樣才能讓農民工融入城市成為代表委員廣泛熱議的話題。3月7日，看到贈閱的本報刊發的《在都市叢林中尋找心靈家園——農民工文化生活拼圖》特別報道后，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進一步展開了對豐富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討論。

　　曹幸穗委員表示，現在遇到的最大困惑是，進城務工人員在城市里工作了幾年之后，回到原籍地去，因為生活習慣有所改變，當地人覺得他們是城里人，“打牌都不叫他們”，而到城里來，城里人又把他們當做鄉下人。在文化認同感方面，是兩邊都不認同。“這是一個社會問題，很少有人關注他們的內心，他們很痛苦。”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了，許多早期進城的農民工都已在城市安家了，他們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居民，但由于戶口沒有得到解決，工作流動性很大，所以仍然在城市里找不到認同感。”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藝術研究院創作中心主任朱樂耕說，人進了城，精神世界并沒有進城，因為其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仍然在農村。

　　“室內活動多、娛樂消遣多，室外活動少、發展型文化活動少。”全國人大代表、山東泰安進城務工青年培訓學校校長王元成談到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時這樣說。他在調研中發現，全國2.4億農民工中，“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約為1億人。作為新時期農民工群體的主體，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多元，但水平較低，存在文化生活缺乏內涵、質量不高、形式單調的問題。然而，新生代農民工對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較上一代農民工更強烈，也具備了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條件。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河北區政協副主席馮幸耘認為，有三個因素導致農民工缺少文化生活，“農民工工作時間長，從時間上制約了精神文化生活；農民工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仍然較低，從收入上制約了精神文化生活；還由于工作單位提供的居住地比較偏僻，相當一部分農民工無法方便地獲取和享受有關公共文化生活，從環境上制約了精神文化生活。”她認為這種情況不僅制約著農民工自身的發展，而且制約著整個社會的協調進步。

　　因此，馮幸耘委員建議，政府應該鼓勵企業積極為農民工提供各種文化設施，如閱報欄、棋牌室、閱覽室等，積極組織開展適合農民工特點的文化活動；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上，讓流動圖書館、電影院真正走進農民工中間；積極扶持農民工文化團體，組織成立“打工青年藝術團”，豐富打工者的業余生活；以財政投入為主設立農民工文化專項經費，為農民工購置文化活動設備和器材。

　　“他們難以享受城市的文化生活，除了經濟和時間原因，最重要的是那些展覽和表演與他們的實際生活相去甚遠，引不起他們的興趣。” 朱樂耕委員表示。他建議，要從國家層面重視傳統的節日，并在節日慶典中開展系列的民俗活動，鼓勵城市中的農民工們共同參與，并舉行各種比賽活動。這樣不僅讓農民工們有了城市文化的參與感，還可以豐富城市的文化生活。其次是辦好與農民文化相關的媒體，如報紙、網站、電視頻道等。“河北省電視臺辦了一個農民頻道，讓農民們有機會在電視上表演自己的才藝、表達心聲，讓他們感到自己是實實在在的時代主人。希望能有更多的農民藝術網站，電視、廣播頻道等，讓更多農民業余藝術家找到表達自己才藝的平臺，讓更多的人可以欣賞到來自農民的藝術創造。”

　　“在第十一屆全國美展上，反映農民工生活的油畫《小夫妻》獲得了金獎，這是我們關注農民工的一種方式。”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顧問尼瑪澤仁說，農民工從邊遠的農村走到城市中來，為城市建設做出貢獻，而他們的教育和文化享受卻處于最貧瘠的死角，這是不對等的。

　　“以前，我看到過一篇文章描寫一位留守在村里的老奶奶看到自己進城打工的孫女上電視時高興的心情，于是創作了《進城丫頭上電視》這幅作品，以呼吁大家關注這個群體。”尼瑪澤仁說，他注意到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學習條件和城里的孩子還有很大差距，“我們特別關注這個群體，并對他們進行一些輔導、培訓。他們是城市的新居民，他們文化素質提高了，才能使中華民族整體文化素質得到提升。”

　　“要注重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包括技術水平，因為技術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曹幸穗委員表示，從農民工本人來說，要正常地勞動作業就必須提高文化素養。他們從農村社會到城市社會，需要了解很多城市的生活技能和日常習俗里面的文化。社會要提供這方面的條件，比如要有農民工技術培訓的機構，農民工輸出地、輸入地包括農民工生活的社區都應該承擔這種培訓的責任。

　　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建設，王元成建議，流入地政府應作為他們精神文化建設的責任主體，制定目標并納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規劃。加大群眾性文化場所面向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優惠、免費開放力度。同時逐步提升農民工收入水平，推動農民工的社會融入，為其精神文化生活消除制度障礙。除探索設立以財政為主的農民工文化活動專項經費外，引導市場生產和供給適合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產品和服務，使廣大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愿意買、買得起、用得上。

　　“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仍需要有制度的建設和變革。” 曹幸穗委員說，比如解決戶籍一體化、社會福利一體化等問題，要讓在城市里服務的農民工從法律上、從戶籍制度上真正成為這個城市的一員，而不只是“農民工”。“什么時候這個社會不再有‘農民工’這個稱謂，我們這個社會也就變得更加公平、和諧了。”(記者 屈 菡 王立元 實習記者 張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