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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鎮化與國家的工業化相伴隨，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2011年，我國城市化率已超越50%，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根據國際經驗，經濟發展的這個階段是城市化的加速發展期。“十二五”時期，我們要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把城鄉產業互融發展作為新型城鎮化戰略的重要支撐，著力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加快推進我國城鎮化進程。

　　一

　　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加快推進我國城鎮化進程，必須直面城鄉之間存在的制度性障礙，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只有這樣，才能理清發展思路，在統籌城鄉發展中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釋放出城鎮化的巨大增長動力。

　　首先，受城鄉二元結構等長期因素制約，我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在城鎮化的進程中長期處于弱勢地位，優質的生產要素向城市單向流動和聚集，在“減少農民”的同時也邊緣化了農村、弱化了農業。無論從城市產業的合理布局來看，還是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來看，這種狀況是不可持續的。因此，保持經濟長期穩定增長，必須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障礙，讓各種生產要素在“下鄉”和“進城”的過程中得到優化配置，實現城鄉產業在空間上的對接和互融。城鄉產業互融發展，追求的應當是城市、郊區、郊縣及至周邊農村的資源利用價值的最大化。以往一些城市缺乏戰略眼光，在大部分時段內被動地進行城市產業的單向拓展，造成產業布局上的同質化競爭。還有的地區為提高城鎮化率，不顧自身經濟發展實際，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推行“戶口城鎮化”。這種做法雖然在地理上擴展了城市范圍，增加了城市人口，但由于城市經濟總量偏小、產業發展水平較低、公共配套設施缺位，其結果是失地農民變身失業人員，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加大，反而影響城鄉要素資源的合理配置。

　　其次，多年來在行政管理上形成的以GDP為主體的政績考核辦法，使我國難以在城鄉之間實現商品市場和勞動力等要素市場的一體化，導致絕大多數地方城鄉產業分割。在理論上，資源要素按市場規律流動是城鄉產業互融發展的前提。但是，長期以來，在層層經濟指標考核壓力下，即使是同一個城市，在產業發展上更多考慮的是局部利益、眼前利益，而非全局利益、長遠利益。這必然導致各地產業同構化，很難形成科學合理的空間布局和比較完備的產業鏈，不僅影響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還帶來了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問題。例如，由于行政管理部門之間缺乏協同性，加上GDP的考核壓力，不少地方簡單地進行產業結構升級或城市功能提升，結果卻造成了企業短時間內的二次、三次搬遷，甚至連近10年規劃建設的新城區、開發區，也因與不斷擴大的城市空間規劃相矛盾，不得不加入“退二進三”、“騰籠換鳥”的潮流中，其發展的代價是巨大的。

　　再次，近年來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重城市規劃、輕鄉村規劃成為普遍現象，尤其是在產業布局上重點突出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也影響著城鄉產業在空間上的對接和融合。在我國城鄉規劃中，行政主導特征顯著。依靠行政主導，可以加快城鎮化進程，加速城鄉產業發展，這是不爭的事實。但一味地依賴行政主導，忽視市場機制的作用，也容易導致地方領導片面追求表面政績，助長粗放型城鎮發展和經濟增長，使本來應該由產業發展推動的城鎮化，變成行政手段主導下的“土地城鎮化”。我國是人口大國，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無論是城市用地還是農村用地都非常寶貴，因而緊湊型的集約化增長方式才是我國城鎮化道路的價值取向。只有在科學的規劃理念引導下，加快建立起城鄉產業互融發展的體制機制，才能在扭轉城鄉不平衡發展局面的同時，從根本上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踐諾善待城市和鄉村每一寸土地的“空間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