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理解，家風對于我們的黨員和領導干部來說就是黨風。因為家風實際上就是一個人對信仰忠誠的具體的外在表現。我的父親母親是兩位老共產黨員，他們既沒給我們留下財產，也沒給我們留下筆墨家訓，但他們在我心里頭留下的是兩行深深的腳印。
想起小時候3年困難時期一件深刻地影響了我一輩子的事。那個時候糧食供應非常緊缺，副食就更別提了，非常非常的困難。我們家還不錯，有糧食吃，雖然吃不飽，但每頓都有主食，菜，也有，但很單調。那3年當中，基本上都是白菜土豆蘿卜。特別是蘿卜，就切成片放點鹽放點醬油燉得軟軟的，上頓吃下頓吃，今天吃明天吃。我印象中吃了大概好幾個月。我小時候病病怏怏的，不太好養，所以爸爸媽媽挺嬌慣我的。可是，有一次我看見桌上又是砂鍋燉的白蘿卜，我就把筷子扔了。我說：“我不愛吃這個白蘿卜，咱們干嗎天天吃這個，不能換點兒別的嗎？”我就鬧起來了。當時一向脾氣溫和的父親一看我那個樣子，把手里的筷子啪的一下拍在桌子上，然后指著我的鼻子說：“這個你不愛吃，你到鄉下去看看，咱們吃的這個頓頓都相當于人家農民的年夜飯，你還嫌不好？你這么怕吃苦不好好改造，將來非修正主義了不可。”那年我九歲，九歲的孩子懂什么主義啊，但是我父親有個習慣，每天中午吃完飯以后讓我給他讀半小時的報紙。雖然那時候我只是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但報紙85%的字我是可以讀下來的，手邊放一本新華字典，遇到生字馬上查。那個時候，又是咱們和蘇聯共產黨正在大論戰的時候，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流傳很廣，所以“修正主義”這個詞出現的頻率是最高的。別的不懂，“修正主義是壞蛋”這個印象深深扎根在我的腦子里，爸爸把我跟這個壞蛋都掛起鉤來了，對我的沖擊有多么大；而且，還說我需要改造。那個時候都是壞分子、監獄的犯人才需要勞動改造，我為啥要改造？我一下子覺得承受不了。盡管那個時候小，承受不了，可是這個事情給我留下了一個蘿卜情結。一直到現在，我反而是見到白蘿卜就要多吃兩口，一看到白蘿卜，我就想起父親當年臉上既憤怒又痛苦的表情。他的眼睛里是深深的擔憂，他擔憂他的女兒會不會成為一個逆子，逆他的信仰，逆他的誓言。
我在父親去世后的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當了八年兵。退伍之后，在北京中醫大學藥學部（當時還是一個獨立的中專）當圖書資料管理員，后來到了新聞出版總署，在報社做編輯和記者的工作。另外，除了我和哥哥以外，家里加起來有六七個親戚家送到家里的孩子，對我們所有這些兄弟姐妹，父親母親有一句口頭禪，說你們不是我們的私人財產。所以，每當畢業分配走上工作崗位的時候，父親像舉行成人禮一樣要有一段話，不斷重復，每個孩子都是如此。他說：“我的任務完成了，今后的路你自己走，分配是組織的事情我不能干涉，我的權利可以給你在北京安排工作，但是我不能這么干，我不能讓別人指著你們和我的脊梁骨罵共產黨以權謀私。”我的哥哥姐姐現在大部分都已經退休了，有的已經不在人世了，我們一輩子都是我們這個國家的普普通通的勞動者和建設者。我們深深地感激父親母親對于我們不管分配不過問工作的這種“兩不主義”的態度，他們對我們是愛得長遠，為我們考慮得長遠，而這些都是由他們終生不變的信仰所決定的。
（趙珈珈 作者為趙爾陸將軍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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