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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承認，目前我們所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市場與學術的網絡娛樂化問題。這個問題在上個世紀還沒有現在這么突出。由《功甫帖》引發的網絡大戰，將紙媒也卷入其中。收藏家、學者、鑒定家、投資人、經紀人、愛好者和普通觀眾都紛紛現身網絡。微博和微信成為最快的傳播載體。

　　在書畫鑒定領域，以前學術和市場涇渭分明，互不相擾。即使像上個世紀90年代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舉辦的關于董源《溪岸圖》的大型研討及其辯難也是在學術界內部展開的，反映了當時學術的自由和胸懷。而今天的《功甫帖》真偽之爭凸顯了市場和學術勢不兩立的尖銳矛盾。媒體，特別是網絡媒體又把它發酵成大眾的集體娛樂。“《功甫帖》事件”這個專有名詞在我看來是“《功甫帖》娛樂事件”。

　　有人說“學術不能干預市場”，這個前提好像是學術已經干預了市場。所謂“干預”就是學術使買賣雙方的交易中止，據我所知，買賣雙方順利地完成了交易，至今都兩廂情愿。那么學術干預了什么呢？說到底，學術干預了媒體，特別是網媒和紙媒，發酵了娛情，調動了網民抑或網友的抒情和評論嗜好?！豆Ωμ芬巡辉偈且患哦o論真贗），已然是一部好萊塢式的電影大片，或者是正在熱播的《紙牌屋》之類的超級連續劇。這已經不是究竟學術干預市場還是市場干預學術這么簡單的二元對立問題，也許已經有更大的力量在同時干預學術和市場，只是我們熟視無睹而已。

　　總有人拿《功甫帖》事件與當年的《溪岸圖》事件類比，其實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當年方聞先生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邀請的專家都是相當資深和職業的，不是藝術史學者、博物館研究者，就是古書畫鑒定家。在這個討論會舉辦之前，方聞和何慕文專程帶《溪岸圖》的紅外線照片來到北京，請啟功、宿白、王世襄、楊新、王連起、單國強等先生來觀看，我也在受邀之列。他們的態度是認真的。專業學術問題不需要大眾投票，即使判斷專家的結論也需要更專業的學術背景和鑒定經驗。美國博物館的古代收藏品的真偽問題會由美國的民意和票選來決定真偽嗎？顯然不會。此前在曹操墓的問題上已經暴露出了文物考古、學術爭鳴被過度娛樂的趨勢。

　　學術可以分成專業學術和業余學術，就像中國圍棋界一直有職業選手和業余選手的比賽一樣，同樣涇渭分明。上世紀90年代，北京故宮博物院在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購藏了北宋張先的《十詠圖》卷，當時的浙江美術學院美術史系的青年教師吳敢曾撰文質疑這件作品的真偽，見仁見智，至少這是很專業的質疑，主張購藏的是專家，質疑的也是專家。學術民主的含義是學術界的民主，而不是外行參與的“學術民主”。學術的結果是為普通民眾服務，但非專業的普通民眾不能主導學術。由娛樂主導的學術一定是最蠢的學術。

　　作為收藏家，喜歡就買。作為學者，有問題就去質疑。這是健康的社會。收藏家對專業投入得多，慢慢也會成為專家，像張珩、王季遷、徐邦達、謝稚柳等都是這類專家。娛樂參與的論爭和博弈成了自尊心的問題，誰都輸不起。我相信上海博物館的三位專家是認真的，我同樣相信龍美術館的鑒定團隊也是認真的，但部分商業媒體是嬉皮笑臉的，至少是伴隨著嬉皮笑臉。在這里，各路發言人都以專家自居，斷論式的，不容置疑，一言九鼎。

　　必須承認，科學的書畫鑒定還很年輕，在國內外的發展也就半個多世紀。張珩在上世紀60年代提出“書畫鑒定之學”。方聞在上世紀50年代開始嘗試用西方的風格分析方法研究中國畫的斷代，成功地解決了一些早期中國畫的時代問題。他一定也是按照這套方法為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購藏了董源的《溪岸圖》，可還是引起了巨大分歧。學術不是全能的，但沒有學術則是萬萬不能。臺灣學者傅申先生對黃庭堅的《砥柱銘》也有一個從否定到肯定的過程，而傅熹年先生對《百尺梧桐軒圖》的結論與謝稚柳先生的截然相反。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有幸隨當時的國家書畫鑒定小組（成員為謝稚柳、徐邦達、啟功、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學習目鑒，直接感受到了他們這代鑒定精英的學養、知識和經驗，有共識也有分歧。沒有一個人是全能的，各有短長，所以才有了專家會診模式，短長互補。

　　專家的質疑需要勇氣。質疑的結果可能是新成果，也可能是舊代價。學術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商業是一種當機立斷的行為，成交不等人。受歷史認識的限制，各大博物館都有贗品收藏。低水平的贗品容易產生共識，“下真跡一等”的優質贗品容易產生分歧，同樣目前超越當時學術討論條件的作品也容易產生分歧?，F藏于英國大英博物館的顧愷之《女史箴圖》的時代至今都沒有學術共識。我們對晉唐畫的認識雖然部分地受到現代考古學研究和藝術風格學研究的修正，但很多認識依憑于晚明清初的書畫鑒藏家的知識和標準。但他們的知識和標準又是從哪里來的？具有怎樣的合法性？這就是我多年進行“知識生成研究”的動力和前提。

　　在我們這個時代，市場需要開明與自信，學術同樣需要開明與自信。同時要警覺娛樂主義的大眾文化在主導商業和學術的情形，那將會把嚴肅的學術研究引向歧路。（作者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尹吉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