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面上波濤洶涌的文化的江湖底下,究竟是一眼活泉還是一潭死水,其實取決于有多少人愿意用匠人的態(tài)度去雕琢些與所謂的“時代精神”格格不入的東西。 這是一個流行文化眾聲喧嚷的時代,也是一個大眾的注意力可以隨時轉(zhuǎn)移的時代。昨天還在熱火朝天討論的事,到了明天就成了不受歡迎的舊聞。不過,在這樣時代里,總還有一些人做著一些篤定的、有態(tài)度的事。 最近出版的一套書引起了我的注意:多達80卷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由國內(nèi)的兩家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發(fā)行,并且在剛剛落幕的巴黎書展上大放異彩。文字本身自然不如流行小說好讀,但卻是出版史上第一次對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長達942天的“東京審判”的忠實記錄:長達1000萬字,419人出庭作證,光判決書就長達1446頁,宣讀了7天才完。對于中國人來說,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是全民族永遠的傷痛。可面對日本右翼對南京大屠殺的否定和日本一些教科書對歷史的詆毀時,我們除了在網(wǎng)絡(luò)論壇里振臂高呼,又做了哪些實質(zhì)性的工作呢?這套雖枯燥卻極有意義的書是幾年來我看到的針對日本侵華歷史的第一項有價值的工作。 最近還有一個紀錄片也引起了我的注意。《茶,一片樹葉的故事》去年年底即在央視播出,但我卻直到最近才斷斷續(xù)續(xù)地將全部六集看完了兩遍。之所以要看兩遍,因為第一遍是讓自己“震驚”,第二遍才能去反思。“閱片無數(shù)”的我,竟然幾乎被每一集搞得落下淚來,因為片子講的其實不是茶,而是人——活生生的人,他們的故鄉(xiāng)與他鄉(xiāng),他們的“土地與手掌的溫度”,他們“燒水煮茶的事”。當大多數(shù)人在社交媒體上反復(fù)描述自己重復(fù)而瑣碎的雜感時,又有多少人愿意在總體上對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進行徹底的反思呢? 舉《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和《茶,一片樹葉的故事》兩個例子,其實有一個非常微妙的私心,那就是呼吁人們在新媒體大行其道的今天,去關(guān)注文化生產(chǎn)領(lǐng)域始終保持著“手工藝人”本色的創(chuàng)作者。也就是說,在環(huán)境可以輕易地造就一大批聰明人和一大批聰明項目的時候,仍有人抵御大工業(yè)生產(chǎn)和流水線作業(yè)的誘惑,而選擇用世人眼中最笨、最落伍的方法去對文化進行總體性的審視和再造。他們的作品也許耗時極長——據(jù)我了解,《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光從海外搜集東京審判庭審記錄的縮微膠片(共5萬頁)就耗費了上海交通大學(xué)的研究者多年的時間,或并不會迅速吸引大眾的關(guān)注——《茶,一片樹葉的故事》的粉絲自然遠不如《來自星星的你》多,但這樣一斧一鑿雕刻出來的文化精品,才是真正對民族有益的。 這樣的思索,讓我又想起了前段時間《人物》雜志上的一個故事:一位大學(xué)教授在36年前受國家委派編纂《普什圖語漢語詞典》,后來,國家忘記了這項任務(wù)。但故事的主人公車洪才教授卻“一諾千金”,終于在2014年堅持將這本早已被世人遺忘的詞典編完了。在沒有電腦的時候,他用最傳統(tǒng)的方式——手抄卡片——對資料進行整理,總共積攢了10萬張卡片,足足裝了30多箱。在今天,車洪才教授的故事足以“感動中國”,因為人們從他的堅持中看到了文化中早已失落的一些東西。 當然,在這樣一個什么都講“產(chǎn)業(yè)”和“效率”的時代里,去追捧一套書、一個紀錄片,乃至一本小語種詞典,似乎顯得有點矯情了。的確如此,“人生已如此艱難,有些事就不要拆穿”,即刻的快感有什么不好?似乎也沒什么不好。只是,在表面上波濤洶涌的文化的江湖底下,究竟是一眼活泉還是一潭死水,其實取決于有多少人愿意用匠人的態(tài)度去雕琢些與所謂的“時代精神”格格不入的東西。 據(jù)身在法國的朋友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在巴黎引發(fā)了轟動,它的價值必然會持續(xù)發(fā)酵。可在這個曾經(jīng)深受軍國主義之苦卻對那段歷史缺乏基本了解的國家里,它幾乎沒有引發(fā)任何來自民間的討論。可見增強文化濃稠度的“事業(yè)”,任重道遠。這是后話。（常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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