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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會把以往“社會管理”的表述提升為“社會治理”，體現了我們黨對國家和社會治理規律認識的深化，將對我國未來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我們推進社會治理創新，促進社會組織發展，注重運用法治方式，實行多元主體共同治理。以中國紅十字會為代表的骨干社會組織，可以在創新社會治理中發揮示范引領作用。　

　　推進社會治理創新適應當前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和人民群眾新期待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發展重要轉型期，創新社會治理非常必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社會管理”提升為“社會治理”，適應了當前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人民群眾的新期待。　

　　現代化加速推進。我國新階段現代化的特征集中表現為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這“四化”有力推動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但同時，在這“四化”過程中，新舊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制約因素較為突出。比如，新型工業化面臨能源資源緊張、就業壓力加大、生態環境惡化等挑戰；信息化帶來了社會組織結構和人們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的變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帶來了人口遷徙壓力，客觀上要求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型、農民生活方式轉變；等等。這些都使我們面臨一系列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社會風險，要求我們通過創新社會治理予以解決。　

　　經濟社會轉型持續深入。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發展成績斐然，但社會建設明顯滯后。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社會轉型、結構調整明顯加速，由此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亟待解決。社會轉型的壓力不會簡單地隨著經濟增長和民生改善而消失，經濟增長本身并不能完全解決社會發展問題。社會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同步推進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建設五位一體的改革。　

　　社會信息化向縱深發展。當今時代，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強。以傳播屏障的消除、信息的自由快速流動、媒體的跨地區和跨國界經營、傳播手段的高度現代化、信息控制難度增大為特征的信息化社會正在形成，社會的組織和動員方式發生巨大變化，人的自由度大大提高，社會運行風險也隨之增加。這迫切需要通過社會組織的多樣化服務來滿足人們關注、參與公共事務的需求，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使社會組織成為新的社會治理主體。　

　　影響國家和社會安全的因素進一步增多。隨著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環境變化，傳統因素和非傳統因素交織，不斷引發新的國家和社會安全問題。我們既要面對局部戰爭、武裝沖突、自然災害等傳統的社會安全威脅，又要應對包括氣候變化、環境惡化、糧食安全、水和能源危機、公共衛生、恐怖主義、核威脅、人口遷移等非傳統的社會危機挑戰。這對社會治理創新提出了新挑戰，也帶來了新機遇。　

　　總之，當前我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革難度之大、問題之多、矛盾之復雜、涉及人群和部門之廣泛，實為改革開放以來之最。在新形勢下深化改革，需要凝聚群眾的智慧和力量，進一步完善社會治理方式、提高社會治理水平。　

　　推進社會治理創新的主要著力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社會治理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社會治理能力不斷增強，但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相比還存在不小的差距，改革創新的空間很大。推進社會治理創新，可以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要完整理解和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即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機統一起來。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我國國家治理體系需要改進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們要有主張、有定力。同時，要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牢牢掌握我國發展的主動權，就必須堅定制度自信但決不固步自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不斷革除體制機制弊端，使我們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發揮核心價值觀和核心價值體系的基礎性作用。要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快構建充分反映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征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把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　

　　樹立法治思維，強化制度建設。推進社會治理創新，關鍵是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把社會治理中“誰來治理”“治理什么”“怎樣治理”三大內容納入法治軌道。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解決人民群眾在社會領域遇到的各種切身利益問題，敢于啃社會領域中的硬骨頭。加大力度改革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阻礙社會和諧的因素，努力消除官本位、泛行政化等傳統社會和文化中長期積淀、阻攔國家現代化的障礙。　

　　推進理念創新，鼓勵公眾參與。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夯實社會治理基礎，必須把理念創新放在重要位置，正確處理權利和責任、利益和風險的關系。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和公眾都有參與和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責任，必須鼓勵社會各方面參與社會事務和公共管理，尊重基層的首創精神，善于引導教育人民群眾，鼓勵和提升公眾的責任意識和判斷能力，完善公眾參與公共生活的機制，實現社會治理多元主體互動。　

　　把握網絡時代的政治社會生態。當前，我國網民總數超過６億，越來越多的民眾通過網絡表達訴求、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形成了一種新的政治社會生態，引起社會各界重視。網絡作為新型信息媒介是一把“雙刃劍”，給現行社會結構和體制帶來新的要求和挑戰，社會治理方式必須作出相應調整和變革，做到依法治理，堅持發展與規范并重。　

　　加強現代社會治理能力建設。深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將政府與市場、社會的職能重新進行調整、配置和組合，把政府職能轉到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治理、公共服務上來。涉及社會、民生的重大政策和事項，要聽取社會意見，特別要考慮對困難群體、邊緣群體、農民群體的影響。提高動員公眾參與、整合社會資源的能力。綜合考慮政治環境、經濟條件、政策力量、文化因素、生態文明等各種要素，建立健全多主體、多渠道的資源動員體系，充分調動各類資源。提高應對災害和沖突的能力。建立完備的法律體系和應急機制，建立健全統籌協調的聯動機制和全民動員的參與機制，提高全民的應急意識和能力，妥善應對和化解各類災害和沖突。　

　　發揮紅十字組織在社會治理創新中的應有作用　

　　紅十字組織具有跨越政治、種族、宗教和意識形態的獨特優勢，是政府在人道領域的助手，是創新社會治理、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力量。　

　　更好發揮紅十字組織作為具有現代化治理結構的社會組織的作用。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迄今已有１５０年歷史。目前，紅十字組織成為與聯合國、奧委會比肩的三大國際組織之一，有１８９個成員國。紅十字組織所依據的《日內瓦公約》及其附加議定書，旨在保護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的權利和尊嚴，發揚人道主義精神，促進人類社會文明和平進步。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作為這個運動的創始組織和《日內瓦公約》的監護人，在過去１５０年中為保護在戰爭和武裝沖突中受害者的生命和尊嚴做了大量工作，在目前國際安全和沖突管理中的影響力、斡旋力不容小覷，贏得了各國人民的尊重。作為紅十字運動的另一大組織，基于１８９個成員國家的人員、資源和信息網絡優勢，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在目前國際人道危機應對中具有其他組織不可替代的獨特地位和作用。在創新社會治理中，我國紅十字組織應更好發揮優勢和作用。　

　　進一步打造服務公眾的樞紐型骨干社會組織。作為從事人道主義救助工作的骨干社會組織，中國紅十字會應在保障社會有序運行、做好沖突管理、防范和處理危機等方面進一步發揮作用。一是依托人道組織獨特優勢，廣泛動員社會人道力量，改善最易受損害群體境況，做好應急救援、應急救護、人道救助等工作，利用社會杠桿合理分配資源、化解社會矛盾，減少各類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害，減少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有效維護國內社會穩定。二是依托國際紅十字運動網絡平臺，發揮人道外交、民間外交優勢，參與熱點地區、沖突地區有關人道危機事務處理，參與反恐防暴等國際突發事件合作處置，參與涉及國家安全的敏感性涉外事務協調處理，開展對外緊急人道援助和非緊急人道援助，增強中國紅十字會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影響力。　

　　為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有益經驗。當今世界正發生復雜深刻的變化：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流，但不穩定因素也廣泛存在，國際人道主義形勢總體依然嚴峻。面對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結構轉型的新形勢，中國紅十字會將繼續遵守人道、公正、中立、獨立、志愿服務、統一和普遍等七項基本原則，通過國際紅十字運動網絡和遍布全國城鄉社區、農村的基層組織和志愿者、會員、青少年網絡體系，發揮在開展人道救助、反映民生訴求、化解社會矛盾等方面的獨特優勢，推進治理創新，加快改革發展，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經驗、作出應有貢獻。（趙白鴿 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