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來萬事難兩全。有以身許國的慨然，就難有“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的閑散愜意。放不下“窗外疏梅篩月影”般的卿卿我我，也就難有大丈夫縱橫四海的成就。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的樸素道理，在經濟學上還對應著一個“機會成本”的概念，講的是在“多選一”的決策時，必須舍棄其他利益。 算清楚機會成本的“舍”與“得”，無愧初心、勿念他利，乃是為人涉世之基石。小到婚戀與擇偶，夫妻忠誠，且行且珍惜，方有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大到招商引資、產業布局，斷然舍棄重復建設、過剩產能，才能開創一片藍海，贏得陣痛之后的健康。 施政為官皆通此理。現實中總有這樣一種干部，一提及“官威”“派頭”，就眉飛色舞、興致盎然，一砍掉超標待遇，則垂頭喪氣、耿耿于懷。胸中常存有不平之氣，每每艷羨經商下海者，掛在嘴邊的是“做官越做越不劃算”“要是……也能發財了”之類。身居廟堂，卻滿腦子生意經，一頭掉進錢眼里，不正是典型的“迷失自我、擇非所當”嗎？ 市場有市場的規則，從政有從政的操守，不容混同。市場中，貨幣確是資源配置的符號，是在商言商的籌碼。對個體而言，合理合法追求更優的物質報酬，無可厚非，也是增進社會活力的重要方式。一旦走上公職人員的崗位，還只為稻粱謀，盤算些為官易與不易的“小九九”，甚至“吃著碗里的望著鍋里的”，只能說是“拎不清”，其結果必然是“貪多嚼不爛”，當然也就體味不到價值操守上的堅持之美。 發財與為官，自古便是兩道。東漢孔奮，時兼甘肅武威長官。當地交易發達，一天四場集市，號為富邑，官吏自肥。孔奮生活節儉、不為利益所誘，被譏諷“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正是這份“不能自潤”換來了民眾的感恩，離任時竟被“追送數百里”。相反，為官還惦記著發財，只會像明朝的劉瑾、嚴嵩、魏忠賢之流以權謀私、貪墨枉法，最終遍結黨羽、禍國殃民，被顧炎武痛斥為“養百萬虎狼于民間”。 追古撫今，但凡為政清廉者，必成于價值信念上的堅定。改革開放之初，沿海地區盛行下海經商，福建不少干部也心思活絡起來。時任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告誡干部們當官不要以錢為念，要以理想為基礎，“不要看到經商發財而感到悵然若失……如果覺得當干部不合算，可以辭職去經商搞實業，但千萬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還要利用手中權力謀取私利，官商結合必然導致官僚主義”。 我們的不少干部，有才華、有能力，假如從商，想必會有更多貨幣回報。但是，選擇了從政為民這條路，就意味著放棄了其他可能的“機會成本”——沒有了商海打拼的精彩，沒有了金玉滿堂的榮耀，這是從政者必須舍棄的代價。舍得之間，從自身的修為著眼，依全局的大勢著墨，收獲的將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潛績，是一己青春獻身事業的淡然。 舍得之美，美在信念信仰的無價，美在精神家園的圣潔。“名節重泰山，利欲輕鴻毛。所以古志士，終身甘缊袍。”于謙詩詞，如今讀起來，依舊氣壯河山，英雄豪邁。 (周人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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