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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價值中立的角度出發，安慶市委書記虞愛華拿廢棄日歷紙寫講話稿，至少有兩點值得肯定：一是節約了紙張，二是講話稿本人操刀，而非秘書代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信息失真和言之無物。然而，在“潛閱讀”盛行的時代，在社會信任缺失的背景下，人們通常會先入為主地進行主觀臆斷，而忽視了事實的真偽。

　　基于先例的“慣性聯想”，基于成見的“惡意揣測”，讓“丑聞思維”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面對一件新事情，人們往往不去夸贊它的美好，而是本能地懷疑其背后有沒有見不得陽光的藏污納垢。用詩人席慕容的話說，為了保護自己免受傷害，他們寧愿從一開始就斷定所有的美好只不過是一種虛偽的努力。當社會心態不夠陽光，人們看待人和事物的眼光難免灰暗。

　　可是，“惡意揣測”并非憑空而來，也有一定的社會基礎。作為當地強力推行殯葬改革的代表人物，虞愛華不可避免地成為輿論焦點。利益博弈也好，意氣之爭也罷，由于殯葬改革和老百姓息息相關，再加上殯葬改革在程序上設計不夠合理、在細節上考慮不夠周全，殯改新政聚集了多元利益主體的愛與痛，虞愛華也成為備受爭議的公眾人物。面對發生在他身上的新鮮事，人們更傾向于懷疑與批評。

　　只有事先深入了解實際情況，充分吸納公眾意見，事關老百姓親身利益的公共決策才會減少失誤和偏差，才能更有“準頭”，從而贏得老百姓的尊重和認同。只有修復社會信任鏈條，人們才會摘掉“有色眼鏡”，對“舊日歷上寫講話稿”這類事情做出足夠客觀的社會評價。只有社會心態更加理性，“丑聞思維”的生存空間才會越來越小。（楊朝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