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翻讀新近出版的《建筑院士訪談錄——張錦秋》一書，其中張錦秋談及自己的建筑創作遵循著天人合一、虛實相生、情景交融的傳統空間意識，并且介紹說外國建筑理論也談空間，談場所感、場所精神，它們與中國的建筑理論有相通的地方，“但我是用中國的語言來表述這些美學的規律或者設計的理念，我覺得我不需要用外國語言、外國理論來說，或去跟外國的什么空間理論掛上鉤來說明我的正確性”。這樣的學術姿態，令人欽佩。 對西方話語體系的癡迷甚至膜拜，是當下中國學術領域的一個集體性迷失，并且是沉溺已久的痼疾。探討中國的學術問題，總是企圖到西方話語體系之中尋覓學理上的依附，作為自己立論的準則，并甘之如飴，奉為圭臬。一旦發現“中國話”與之有差異，立馬揮棒斥為“非科學”或“不成熟”，而不去細致剖析兩者之間的差異，是不是也有“相通的地方”。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術研究是對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運轉規律的探求，進而發掘其中潛藏的“秘密”。有的秘密是共性的，是普遍性的基本規律，是“世界的事”。不同語境下的科學研究，往往能各自觸摸到此中的“真意”，只是在表述上刻下各自的烙印，并不存在涇渭分明的“對”與“錯”。盲目地將西方話語體系“供奉”若神明，其結果常常是忘記了自己姓甚名誰。 更令人擔憂的是，不少學人對“中國話”缺乏基本的自信，碰到新的學術性問題，不愿或者不敢用“中國話”去進行詮釋與探究，而是期望西方學者出面進行解釋，渴望那種“一言九鼎”般的召喚。一旦人家有風吹草動，這邊立馬歡呼雀躍，隨后的日子，“言必稱希臘”。新中國電化教育奠基人南國農說過，當初有西方學者對“教育技術”的概念進行了初步界定，翻譯成中文共計39個字，結果迅疾地在中國被視為不容置疑的“至尊”定義，圍繞這39個字撰寫的各種論著一時“井噴”般冒了出來。老先生嚴肅地指出這是“西方中心主義”和依附心理的一種表現。 當然，提倡說好“中國話”不是鼓勵偏安一隅自我欣賞、自說自話，也不是倡導機械地照搬老祖宗的只言片語。“中國話”也時常有其局限之處，需要與現代語境相銜接，切入當代的肌理，重新喚醒內在的激情與蓬勃的活力。如同張錦秋所言，“我們在建設中要繼承發揚的是優秀的傳統建筑文化，但建筑的功能、科學技術手段甚至某些審美意識都應因時、因地、因題而有所發展創新。”這個時候，就要敞開胸懷，去充分地交流，謙虛地借鑒。“中國話”應該是一汪活水，具有海納百川的氣度，關鍵是不隨波逐流，清晰地知道源頭在哪里，要流向何方。（王國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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