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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到底是否具有公共性？應不應該具備公共性？這個貌似沒有爭議的論題實質上是有爭議的。前不久，偶然讀到19世紀德國著名藝術史家格羅塞說的一段話：“無論什么時候，無論什么民族，藝術都是一種社會的表現，假使我們簡單地拿它當作個人現象，就立刻會不能了解它原來的性質和意義——至少，古代的著作者，總是把藝術看作公共事業的。”他說“至少”，言下之意，古代以后的“著作者”就不一定“總是把藝術看作公共事業的”。這位德國老頭眼光還是夠“毒”的。是的，文學到底是不是一種公共事業、它到底具不具備公共性、文學的語意表達在確定了必須進行詩意棲居和個性詮釋的同時，還要不要肩負起通達公共意識、建構民族理想和社會價值的使命，起碼在19世紀以后這漫長的歲月里一直存在著或大或小、有時顯著有時隱晦的分歧。有些朋友甚至羞于把文學創作和公共領域聯系起來，更不要說讓文學肩負起某種必需的公共使命了。似乎只要這么一聯系，文學就不文學了，更談不上文學的神圣性了。

　　我常常困惑在這種本不該有的分歧中。

　　毋庸置疑，文學創作是一種個體勞動，是一種具有明顯內省色彩的個人行為。又因為它是藝術創作，所以它必須呈現作家的個人特色，烙上明確的個性印記。優秀的作家必須也一定會擁有強烈的自我意識。我們曾經歷過一個痛苦的歷史階段，讓作家消除個性，否認自我在文學創作中的基礎作用。那些年，文學所遭受的傷害記憶猶新。經過撥亂反正，作家找回了自我，文學事業擁有了一個燦爛的春天。這也是有目共睹的。現在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作家自我中的這個“我”，究竟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我？它當然代表著它居在體的那個主人。這種代表的呈現在文學創作中越充分，越獨特，越與眾不同，就越會被人們認為具有“文學性”或“藝術性”。但這是否就表明作家的這個“我”可以僅僅只代表居在體這個主人，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小我”就足夠了？作家的這個“我”可以甚至應該漠視或拒斥社會和時代的需求？

　　作家的個體勞動成果是要以“作品”的形式發表、出版、面世的。因此，歸根結底，它是一種社會存在。這就決定了文學創作和文學家生命歷程中本有的公共性。作家的自我意識中不能缺少公眾意識。他內在的那個“我”必須是一種“大我”，用不同的角度方式和深度“包孕天下”。無論他是否愿意，或是否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只要他是一個真正的作家，他總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在場。宏大的如“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也罷，細微的如“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也罷，無不因為它們深切的憂天下情懷和對底層平民生存狀態真誠關愛、生動呈現，而打動了無數人的心，成就一闕千古絕唱。

　　更應該看到的是，當下中國正處在一個巨變的時代。毫不夸張地說，這場巨變所要決定和奠定的是中國今后數百年的歷史行程軌跡。而這場巨變的重要使命之一，在我看來就是“造人”，造就新型的現代化的中國人。唯有此舉中國方能扎扎實實地推進現代化進程。而要造就一代新型中國人，關鍵的一點，是促成靈魂深處的變革，這就需要文化的引導。而文學是可以、也應該承載起這種文化引導功能的。俄羅斯人永世難忘普希金、托爾斯泰、契訶夫和果戈里，我們中國人心里總存著李白、杜甫、曹雪芹和魯迅，不就是因為這些文學巨匠通過他們的作品，深刻影響著一個民族理念民族性格的成型和成長嗎？擁有這種公共性，才使得文學成為真正的文學，獲取了旺盛的生命力，也使得作家成為本質意義上的“作家”。

　　當然，我們也不得不警惕另一種傾向，就是對文學公共性的庸俗化呈現，警惕它在實現它應有的公共效應時被“皮囊化”。這是我借用的一個概念，覺得它特別形象準確。當下文學的絕對私人化趨勢在市場的鞭策下似有所轉向，應聲而起的就是這種在產業化過程中，過分取媚于大眾的所謂“公共效應”，追求極端的娛樂消遣博眼球爭點擊率收視率掙票房，只剩下一張“皮囊”自詡為“文學”，而內里早已不只是把無聊肉麻空虛當有趣了，少數網絡作品、官場文學和言情作品甚至充當起“文學販毒者”的勾當。

　　一千多年前，杜甫曾感慨過“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下者已逝，來者無窮。這正是我們民族的現狀，也是文學的希望。讓文學這頭雄獅奔騰起來，為了文學，也為了我們這個中國。（陸天明 編劇、作家，著有長篇小說《蒼天在上》《大雪無痕》《省委書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