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來臨之際，國家檔案局公布了最新資料片《南京大屠殺檔案選萃》。其中，有幾位普通人面對大屠殺的表現，令人敬佩，也令人深思。 南京一家照相館的小學徒羅瑾，冒著生命危險，拷貝日軍軍官送來沖洗的罪行照片，秘藏在寺廟當中，輾轉同學吳旋之手，終于保存到抗戰勝利，成為南京軍事法庭審判的一號證據；金陵女大收容所的程瑞芳，白天不停工作，為難民撐起千瘡百孔的“保護傘”，晚上就著昏暗的燈光，含淚記錄侵略者暴行，掙扎寫下心路歷程，成為中國版“安妮日記”；美國牧師約翰·馬吉，用攝影機拍攝下日軍罪證和南京市民慘狀的影像資料，設法躲過日軍檢查帶往上海，及時散發給國際社會，并成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重要證人…… 南京大屠殺是日軍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中華民族心靈上永遠的創傷。直到今天，讓我們任何一個人去重溫那一幕幕的罪惡，感受那慘烈的傷痛，都是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美國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生平第一次參觀南京大屠殺照片展，首先的感覺是眩暈。當我們直面槍挑嬰兒、火燒活人、輪奸虐殺等突破人類底線的暴行時，恐懼惡心和驚怒交加都是難以抑制的正常反應。也正因此，記載暴行和研究暴行的人們是真的勇士。正是那些忍辱負重的幸存者、那些堅持人道的外籍友人、那些勇于直面罪行深處的后繼者，共同托舉著中華民族的苦難穿越了歷史，讓大屠殺最終得以從個體記憶上升為國家記憶。 時至今日，南京市民的日記和證言、侵華日軍自己的照片和自供、外籍第三方人士記述的罪行、戰后中國政府對暴行的調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軍事法庭，已經形成涵蓋受害與加害、串聯中國與世界、跨越個人與國家的完整記憶鏈。這促使我們更多地去思考，大屠殺為何會發生，怎樣才能把慘劇擋在人間之外？如何才能讓和平長駐永存？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美國詩人奧登在訪問中國時這樣寫道，“從地圖上的確可以找出某些地方，那里的人民正籠罩在邪惡中：比如南京，比如達豪。”把歐亞兩洲的反人類大屠殺聯系起來，可以發現德國納粹與日本軍國主義在“種族優秀論”等許多方面的相似之處。南京大屠殺首犯松井石根就曾這樣無恥地為侵略辯護：“我去前線并不是與敵人作戰，而是懷著撫慰兄弟的心情前往。我們這樣做并不是因為恨他們，相反，我們深愛他們。這就像在一個家庭中，當兄長對弟弟的不端行為忍無可忍時，為使他改邪歸正，不得不對他進行嚴懲。”正是這種令人恐怖的邏輯，讓無數日軍憑著武力踩著和平與人權肆意施暴，徹底變成了魔鬼。 “侵略是人類最大的罪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的開篇詞今天仍然振聾發聵。南京大屠殺永遠都是人類文明的恥辱，洗刷它的惟一辦法，就是把南京之殤化成世界之戒。然而直到現在，日本右翼勢力還在百般抵賴暴行，國際社會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認知遠甚于對南京大屠殺的了解。以國家的名義記住南京大屠殺，祭奠死難同胞，披露日軍罪行，不僅是中華民族浴火重生的必然，也是人類追求和平發展的必然。只有堅持公開真實的歷史，深入檢討罪惡的成因，熱愛和平的人們，才能反擊仍然抱守軍國主義死灰的危險思潮，警示這個仍有戰火和暴行發生的世界。（曹鵬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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