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一向是重視創新的，所以才有了漢唐盛世和發達的文明。只是到了近代，一個半世紀以來，我們英雄氣短，自愧弗如，幾乎一切都在仰仗著西方。在這種情況下，民族固有的創新精神有待喚醒、激勵和扶持。要靜下心來思考如何打破常規，在體制機制和觀念上進行創新。 而在思考、研究、試驗和適應的過程中，總需要有一個立足點，我認為，這個“點”就是我們自己的優秀傳統文化。 中國正在進入轉型升級的關鍵期，全國經濟正在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主要靠經濟要素投入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必須轉向創新驅動。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在戰術上要高度重視和防范各種風險，早做謀劃，未雨綢繆，及時采取措施盡可能減少負面的影響。當前的主動轉型和調整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戰略性、長時間的決策，因此我們要徹底打消暫時對付難關、忍一忍的心態。 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這是我們民族的寶貴經驗在經濟領域里的運用。戰略上藐視，由何而來？由自信而來。這種自信又由何而來？由對我們所走的道路、所秉持的理論和所建立的制度的自信而來。在這三個自信背后，最根本的則是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因為那三個“自信”，都根植于民族歷久長新文化的基礎上，任何一個民族文化的特征，最終都體現于對價值的判斷。 任何事物都有多重的價值，至少可以分為經濟、社會、審美和倫理等幾種價值。這里所說的價值判斷主要是指倫理道德的價值。中華文化自古以人為本，把人看成宇宙間種種復雜關系的交集點，把處理好這些關系作為第一要務，處理的原則是“和”，是“中”，不走極端，合作共贏。社會中的個體對他人的態度則應該是仁、義、誠、敬。 針對當前社會的情況有3個選項可以選擇：其一完全靠法，這樣法律和程序會越來越繁雜，永無止境，于是國家掉進“法律陷阱”；其二是完全依德，事實證明這也不能制止社會上所有違法的行為；最后一個選項是修德，再以法律為人行為的底線，換言之，依德依法二者綜合互補。這樣，民族的創造力才能得到充分發揮與提升。（許嘉璐，摘編自3月23日《北京日報》，原題為：《民族文化特征最終表現為價值判斷》，有刪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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