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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書法

　　燕山萬狀，參差代雄。燕趙往賢，群星璀璨。河北文脈，世代綿延。文化特質，盡顯民族風騷。其精神特質，大體有：

　　革新精神。革新是社會文化發展進步的動力，是國強民富的基礎。戰國時趙武靈王為富國強兵，抗衡北方胡、狄與諸侯國之間的兼并，堅持實行“胡服騎射”的革新措施，即穿胡人的衣服，學習騎馬射箭，改革車戰為“胡服騎射”，但卻遭到趙武靈王叔父公子成的反對。公子成認為，中國是圣賢教化、詩書禮樂和仁義道德實行的地方，是四方少數民族和他國向往效法的地方，而今君王穿胡人的服裝，變革古人的教化，變易傳統的大道，違逆人的思想，叛逆學術原則，背離中國傳統。“胡服騎射”不應該實施。

　　趙武靈王回應說：“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理之循……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也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社會是發展變化的，古今的風俗、禮法亦隨之變化，當今應根據時勢的實際情況制定法令和禮儀，法度政令，應唯變所適，衣服器械應便于使用，治世不必效法古道，終于使“胡服騎射”的改革得以實施。

　　縱觀歷史，任何革新變法，總會觸犯既成制度禮儀、既得利益，因而遭遇反對、阻撓、破壞，唯有堅持不懈地革新，才有獲得成功的希望。

　　和樂精神。人總有所向往，有所理想，這是精神獲得愉悅的一種度越需要。荀子，戰國時趙國人（今邯鄲）。他認為和樂能使精神獲得提升，情操獲得超拔，氣質得到陶冶。譬如樂教，讓人在性情的、美感的、快樂的享受中接受道德的教化。樂溝通了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鄉里族長之間的情感，喚起了追祀祖先的情思，增強了宗法社會的凝聚力和親和力，使各階層的人際在享受美妙的音樂中達到和敬、和親、和順的目標。

　　荀子認為，樂的推行，禮的修成，禮樂互濟，相得益彰，盡管“樂合同，禮別異”。別異是社會等級差異的現實需要；合同是調和等級差異所產生的種種沖突。在承認差別和沖突中和樂、和諧其差別和沖突。“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既可以善民心，意志純潔，又使禮義完備，德行高尚，移風易俗，和睦咸寧。仁義禮樂都以和為標準，其目標是一致的，以達到“美善相樂”的和樂境界。和才能有樂，善才能有樂，不和不善，便導致悲和惡。

　　董仲舒，西漢廣川（今河北景縣西南）人。他認為不管是天地萬物之所以生成的根據，還是最完美的道德，都以和為基礎。“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其氣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為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于和。”

　　包容精神。燕趙文化“致廣大而盡精微”，就其廣義而言，有開“中醫學之先河”的扁鵲，撰《黃帝八十一難經》，首創切脈診斷法；有法治主義的重勢派慎到，認為有權勢便可行法令，施權術；有名辯學派的代表人物公孫龍，主張“白馬非馬”和“離豎白”，自覺把概念作為研究對象，分析概念多重關系及其差異性，對中國古代邏輯學的發展有重要貢獻；有西漢今文詩學“韓詩學”的開創者韓嬰（約前200—前130年），撰有《韓詩外傳》。除韓嬰為燕人外，慎到、公孫龍、荀子都是趙邯鄲人，可謂人才濟濟，各學咸集。

　　就狹義而言，燕趙學者在智能創構自己的哲學理論、概念結構中，以高度包容的胸襟，或游學各地，或博收廣納，或融會貫通，或鉤深致遠，獨造思維體系。荀子生于趙，其政治、學術活動遍及齊、楚、秦、趙等國，吸收道、墨、名、法各家思想，豐富和發展了儒學。曹魏明帝曹睿詔劉劭作《都官考課》，以考核官吏，他海納百川地融合儒、道、名、法諸家思想，撰《人物志》，以識辨人物才性，作為選拔官吏的依據，以為才性是人物本質的表征。他從人物才性的多角度、多層面綜合分析了人物的性情，把平淡、無味與中和、中庸等儒道概念圓融無礙地和合起來，為清議、清談提供堅實的才性基礎，為魏晉玄談做了鋪墊。

　　求是精神。“實事求是”一詞廣為流行，被奉為經典。其典出于《漢書·河間獻王傳》。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唐顏師古注：“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實事若指客觀存在的事物，便有其事物的現象層面、本質層面和虛擬層面等差異。如就感性所得客觀存在事物的現象層面而言，有盲人摸象之見，有坐井觀天之見，有身在此山中之見，有畫蛇添足之舉，并非其實事或事物的本真。“求是”就是求真，通過理性的探賾，體認事物的本質之真，獲得對真理的認識，或在虛擬時空中求得對真理的認知。

　　“實事求是”由史稱顏李學派的顏元發為實學。顏元認為，宋儒程朱“只教人明理”，而不能處事。只有尊重客觀存在事物的本真，才能“求是”。無下著實功夫，不僅不能求是，反而流入虛空。

　　憂患精神。燕趙思想家大都胸懷“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如慎到、公孫龍、荀子、董仲舒、孔穎達、邵雍、劉因、顏元、李塨等。

　　劉因（1249—1293年），容城人。他生活在南宋、金、元尖銳沖突、社會危機深重之際。元王朝實行民族歧視和壓迫政策，“賤民命如草芥”。“保州屠城，惟匠者免。”尸積數十萬，殆與城等；蠡州全城殺光，無噍類遺，使人毛骨悚然，強烈震撼劉因的身心。作為儒生的劉因，社會地位低下，卻以兼濟天下為自任，“胸中有石補青天”，終日憂民憂道，期盼人民安居樂業，儒學得以傳承。“亂后疲民氣未蘇，荒煙破屋半榛蕪。平生心事羲皇上，回首相看是畫圖。”面對現實的殘破和殘酷，仍存有對美好幸福生活的想望，盡管那是一幅空想的圖畫。

　　創新精神。創新是學術文化發展繁榮、生生不息的生命線，如果創新窒息，學術文化就會衰微，以至消亡。燕趙諸子以其生命智慧、思想的智能創造，革故鼎新，富國強民，開出集儒、法、名、陰陽于一體的多元融合文化。

　　燕趙多元融合文化為其理論思維、禮法治理、倫理道德的創新開拓了廣闊的天地。如有開中醫學先河的扁鵲，名家“白馬非馬”論創發者公孫龍，與孔孟并稱的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荀子，開創古今文詩的毛亨、韓嬰，首開“獨尊儒術”的董仲舒，人才學開創者劉劭，隨經析理、主編《五經正義》的孔穎達，發揚圖書學派易學的邵雍，“元曲四大家”之首的關漢卿，北方理學家奉之為泰山北斗的孫奇逢，開創顏李學派的顏元、李塨，著名辨偽學家崔述，以及中國國民黨早期領導人張繼，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李大釗等等。他們都立足于創新，而開出各領域的新生面。

　　我從小學至中學，對圖畫課很感興趣，既學字又學畫。在每學期全校書法比賽中總能名列前茅。當時主要是臨摹顏真卿的《多寶塔碑》和柳公權的《玄秘塔碑》，受“顏筋柳骨”的啟迪，后學漢《張遷碑》，探賾二王和蘇、黃、米、蔡的神、氣、骨、肉，又臨摹楚墓竹簡及馬王堆帛書。但我不是書法家，而是一個愛好者。（張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