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的輿論場頗不平靜，幾位圈中名人先后因為“說話”引來風波。這其中，既有名流公子突破下限的駭人言論，也有知名主持人飯局上的“酒后醉話”。他們的爭議性言論遭受責備之際，也有人為他們鳴不平：公眾人物同樣也是人，為什么連正常“說話”的自由也沒有？
我們不妨先來看兩則國外的例子：
一個月前，美國資深主持人羅德內爾·菲格羅亞被環球電視網解雇，理由是他在電視節目中戲謔稱奧巴馬夫人“長得就像是從電影《猩球崛起》的演員表中出來的”。一年半前，美國廣播公司（ABC）脫口秀節目主持人吉米·基梅爾公開向全球華人道歉，因為他曾在節目中為侮辱華人的言論點贊。看來，即使在號稱“言論自由”的美國，公眾人物也必須為自己在公共場合的不當言論買單。相比之下，中國的輿論場，倒有些“放肆有余，共識不足”了。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公眾人物要為自己在公共場合的發言承擔責任的話，私人場合又當如何對待？比如——飯局。
在酒桌飯局上，吹牛吐槽侃大山向來是國人的一大喜好。有人認為，私下談笑，無傷大雅；也有人認為名人發言，茲事體大。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曾認為，西方歷史上的咖啡館、茶室、沙龍等場所都充當過公共領域的不同形態。相比之下，中國式的“飯局”當然可以被劃歸為公共場合的一種。不過，“飯局”的特殊性又在于，它同時具有濃厚的私人性質：君不見，推杯換盞、酒酣耳熱之際，多是稱兄道弟、掏心挖肺之言；君不聞，觥籌交錯、杯盤狼藉之間，不乏立誓歃血、情真意切之聲——把臺上說不得的事，放到“桌上”來說，早已成為國人心知肚明的隱秘，這也讓“飯局”演化為溝通私人場合與公共場合的特殊空間。
然而在新媒體時代，這個特殊空間的私人性質越來越弱化，尤其是公眾人物，哪怕是在私密空間中的一言一行，都可能經由新媒體的“廣播”甚至“直播”，而人盡皆知。2010年5月，英格蘭足總主席特里斯曼在與“前”情婦飯局的間隙，因其私人談話遭對方錄音并公之于眾，而被迫辭職，即是一例。
即便在完全的私人場合，公眾人物的言行也并非沒有底線。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便強調“慎獨”，如《禮記·中庸》首章便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禮記·大學》也說“誠于中，形于外”，語中飽含古人對人性的深刻洞見。西方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弗洛伊德同樣認為，個人習慣性的想法和思維，即使在戴上面具的公共場合，也會透過無意識的言語暴露無遺。也就是說，倘若“慎獨”做得不好，臺上臺下搞兩面派，“馬腳”遲早是要露出來的。故而，自始至終都在塑造自我形象、影響社會輿論的公眾人物，應看到維系私人場合與公共場合之間的這根“暗線”——“堤潰蟻穴，氣泄針芒”的道理，他們不會不懂。
當然歸根到底，在依法治國的時代大背景之下，任何爭議性言論首先應放在法律的天平下進行稱量，才是明智之選。應擔負法律責任的言論，當有法律的武器進行審判；未曾觸犯法律的說辭，則自可躲開戾氣沖天的討伐。只是有時，刑責可免，口責難逃。法律責任之外，社會擔當與道德約束也是公眾人物繞不過去的坎兒。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習慣了眾星拱月的公眾人物，應時刻提醒自己，高懸于頭頂之上，還有一把風險與名氣同在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如此，說話之道才能不違“公道”，“自由”的分量方才顯得彌足珍貴。（作者：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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