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年輕中國游客不再是“會走路的相機”“會走路的錢包”,而是越來越有“國際范兒”。他們正努力變“土豪”為“紳士”“淑女”,變“任性”為知性,變“大老粗”為有教養的背包客
十年前,我在布魯塞爾見到第一個持中國護照的歐洲議員助理蓋琳時,這位“80后”小伙子還有些害羞生澀。當時,他一直為議會里那些不理解中國的謾罵聲憤憤不平。如今的蓋琳,身兼歐洲議會歐中友好小組和歐中友好協會秘書長,在歐盟機構和布魯塞爾把推介中國的活動搞得風生水起,得到越來越多的議員和主流社會的認同。由于成績卓著,他還“破格轉正”成為第一個中國籍的歐盟公務員。
蓋琳可謂在海外學習、又留在海外發展的中國青年的一個縮影。說起來,很多中國青年在融入當地社會方面大都經歷了兩個階段:首先是了解國外當地的文化、歷史、價值觀、思維模式、做事方式、政體、制度等因素——隨著外語在國內的普及和互聯網的發展,許多年輕人在國內就開始了這一過程。其次,進入當地社會后,主動從書本到實踐,實現真正融入,讓當地人接受,成為他們的一部分。
當年我常駐歐洲時注意到,一些中國學子往往從宗教入手,看圣經,到教堂去做禮拜,了解歐洲人的價值觀。他們主動與當地人聊宗教,談對基督教的理解。繼而與歐洲人談一些關于中國的文化,講中國神話,比如結合佛教給歐洲朋友們講《西游記》的故事。
這還不是高級階段,用蓋琳的話說:“這些可能讓他們會喜歡你,但不足以讓他們擁護你。”蓋琳在微信中對我說,當他被歐洲人接受以后,就要開始表現一些獨特的自我,這可以是一點兒中國元素,讓西方人覺得你特別。“他們喜歡與和他們相似但又與眾不同的人交朋友,他們會覺得,和你在一起能開眼界,學到東西。”
拿蓋琳本人來說,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他幾乎每個工作日都在歐洲議會舉行“政策詮釋會”,向關心中國的歐盟議員、官員和雇員們解讀政府工作報告內容,解讀各種發布會透露出的信息,告訴他們哪些政策可以與歐盟對接,對歐洲投資人有哪些機會。這完全是“義務勞動”,但效果卻很好,廣受歡迎。這就是蓋琳給當地機構和當地人帶來的“中國元素”,他自己也順理成章成為歐盟機構有名的“中國通”。
常駐過海外的人都知道,老一輩在海外生活的中國人喜歡在中國人圈子里打轉,喜歡通過與當地的華人華僑社團加強聯系的途徑來參與歐洲的社會活動。但如今,年輕一輩更愿意直接與當地人接觸和交流,以便融入當地社會。一個標志是,年輕的華僑華人開始參政議政甚至直接參與選舉。我在比利時的時候,就有幾個年輕華人開始嘗試參加地方選舉。比如,19歲的旅英青年華人張敬龍,就是首位參加歐洲議會大選的華人。
至于那些臨時出國的中國游客,這幾年海內外輿論對他們的不文明行為頗有詬病。其實,經過仔細觀察便不難發現:游客越年輕,其不文明行為越少。究其因,中國年輕的一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對國外都或多或少有所了解,其思維、行為方式已經很國際化,也比較容易接受國外的習俗,遵守國外的規章制度。
這幾年,有不少年輕人向我咨詢赴歐自助游的經驗,他們對旅游線路選擇、風土人情、文化內涵、注意事項等各個方面了解得特別詳細。他們追求“獨特”,有的甚至不愿意到熱門景點湊熱鬧。我這幾年到海外出差,經常能在偏僻之地遇到年輕的中國背包客,他們往往對一些不為人知的風俗文化也能如數家珍。
總而言之,越來越多的年輕中國游客不再是“會走路的相機”“會走路的錢包”,而是越來越有“國際范兒”。他們正努力變“土豪”為“紳士”“淑女”,變“任性”為知性,變“大老粗”為有教養的背包客。可以說,中國年輕一代正在海外悄然構筑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新風景線。而這些年輕人的良好表現,無疑有助于更好地塑造中國新形象。（吳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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