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舉報親人的行為符合法律的要求，但對于舉報，法律畢竟沒有規定不舉報的責任，親人間的舉報更應該屬于個人自由的范疇，法律不能夠過度干預。
前不久，成都市龍泉驛法院宣判了一起醉駕案件，該案的特別之處在于醉駕犯罪是因女兒舉報而案發。69歲的周某隔夜醉駕，家屬勸阻無效，擔心他出事，主動報警案發。法院經過審理認定周某構成危險駕駛罪，判處周某拘役4個月，罰金4000元，并依法對其適用緩刑1年。而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湖北高速交警官方微博接到一位女網友的舉報，該名女網友向警方舉報自己父親在高速公路上開車接打電話。后警方決定對被舉報的父親給予警告處罰；對舉報交通違法的女兒給予100元的獎勵。
這兩則新聞都涉及女兒舉報父親的問題，只是二者的定性不同。前一起事件涉及醉駕犯罪，被舉報人最終被判處刑罰；后一起僅是一般的交通違章，舉報人還獲得了獎勵。這一獎一懲之間反映出的問題，表面上看是依法辦事，而背后的親情倫理因素則引發不小的爭論。
為了節約司法資源，保證及時有效的懲治違法犯罪，法律是鼓勵舉報的。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權利也有義務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報案或舉報”。可見，“任何”之中也包括親人舉報。
但是，在親情倫理上，大多數人的內心仍然是排斥親人舉報的。因為家庭是每一個人最能放松，也最具有安全感的港灣，親人之間相互舉報勢必會給家庭成員間帶來信任危機。作為我國古代法律重要原則之一的“親親相隱”制度，就是因其以中國人認可的人倫親情為基礎，才獲得了長久的生命力。雖然現代法制并不堅持“親親相隱”，但現代法制亦不排除從人性與倫理價值的層面分析和考量法律問題。
例如，在立法上，我國《刑事訴訟法》就有“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在司法上，親人的舉報行為屬于幫助犯罪嫌疑人自首，有利于其從輕處罰的重要量刑情節。例如，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規定：“犯罪嫌疑人被親友采用捆綁等手段送到司法機關，或者在親友帶領偵查人員前來抓捕時無拒捕行為，并如實供認犯罪事實的，雖然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但可以參照法律對自首的有關規定酌情從輕處罰。”前述醉駕案件的周某被判決緩刑就是依據了相關規定。
如今，我們固然承認“親親相隱”對于穩固和睦的家庭關系具有一定的特殊價值。但這與古代的“親親相隱”制度有著本質的區別。在遇到違法犯罪時，收集、舉報親人沒有設防的違法犯罪言行，還遠遠談不上是一種人倫之殤。喝酒不開車，開車不打電話，這不僅是對他人生命的尊重，也是對自己生命的珍視，還是對自己家人應有的責任感。舉報交通違法犯罪，不能用傳統的家庭倫理標準來判斷對與錯。
不舉報，或許有人覺得會涉及另外一項罪名——包庇罪。其實，包庇罪在客觀方面主要表現為明知是犯罪分子，而向司法機關作假證明的行為，主要指自己向司法機關和有關組織出具口頭或書面的假證明，意圖使犯罪的人逃避法律追究。而單純不提供證言、沉默不語或者不出庭作證行為，不成立包庇罪。
盡管舉報親人的行為符合法律的要求，亦體現出公民日益增強的法治意識，但對于舉報，法律畢竟沒有規定不舉報的責任，親人間的舉報更應該屬于個人自由的范疇，法律不能夠過度干預。綜合來看，舉報親人不應是第一選擇，而是窮盡其他方法之后的最后選擇。（作者:金澤剛 系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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