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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德在1827至1830年間發表的世界文學觀念蘊含了世界主義和本土主義兩種既矛盾又統一的價值觀，極大地激發了中國文學百年來不斷追求與世界聯結的愿望。從20世紀初鄭振鐸提出的“文學統一觀”，到20世紀80年代的“走向世界文學”，再到21世紀伊始的“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乃至最近國內熱衷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無不顯示了這種渴望。這種渴望中包含的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關系的論述，經歷了從理想到現實，從世界主義到本土主義，從吸納到輸出的轉變，但“成為世界文學”始終是其不變的追求。

　　那么，如何成為世界文學？

　　翻譯是民族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首要選項。達姆羅什把世界文學定義為“民族文學的橢圓形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以及“因翻譯而增色加分的作品”。第一個定義之所以重要，在于提出了一個“世界文學”的公共空間。民族文學不是天然就能成為世界文學，而必須像光線發生折射那樣，穿過語言、文化、時間、空間等構成的介質，在橢圓形空間中反射出的第二個焦點，由此形成一種混雜、共生的作品。“橢圓形折射”理論預設了文本經過翻譯被扭曲和變形的必然，但這是民族文學成為世界文學必須付出的代價，最終會使原文本獲益。20世紀70年代之后興起的各種翻譯理論，是從不同角度和領域，對譯本之于原本的獨立性及其價值進行研究。而這些研究，都給世界文學理論以啟發和鼓舞。達姆羅什的定義可說是受翻譯理論啟發而產生的當代世界文學理論最重要的成果。而莫言獲獎，再一次證明了達姆羅什的論斷。莫言小說的葛浩文英譯本存在大量改寫和變異的現象，已經被研究者所證實。如果我們取原作本質主義的態度，它們就是次級的衍生品，但如果從世界文學角度看，這些譯本體現的就不只是文本的遺失和變形，更顯示出兩種文化的碰撞和對話，以及文本在另一種語言中的移植與重生，因而對中國文學是有益的。

　　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通過翻譯進入世界文學空間，它所發揮的作用是受限的。翻譯受譯者、市場等因素的制約，而最終取決于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的復雜關系。中國是外國文學翻譯大國，每年有海量的外國作品翻譯到中國。比較之下，又有多少中國作品翻譯到國外？又有多少優秀的譯作產生？我們對此并不樂觀。如果我們都擠在翻譯這座獨木橋上，相信了達姆羅什的話，認為成為世界文學只有這華山一條路，那是目光狹隘的表現。

　　成為世界文學至少還有另外四條途徑，是以前中國學界所忽略的。

　　其一是區域世界文學。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副教授唐麗園寫于2010年的論文《反思世界文學中的世界：中國大陸、臺灣、東亞及文學接觸星云》是一篇研究東亞區域世界文學的佳作。按照西方的世界文學話語，世界文學的形成從歐洲開始，然后逐漸擴展到其他區域。因為占據了所謂“源頭”的優勢，西方文學被安穩地放置在世界文學的中心區域，而拉丁美洲、非洲、亞洲等地區的文學，則被置于邊緣區域。唐麗園認為，這樣的世界文學話語應該被打破，新的世界文學研究必須采納對文學、文化和民族更多元的理解。唐麗園這篇文章考察了東亞地區中國大陸、中國臺灣、日本、韓國現當代文學中普遍存在的互文、改寫、挪用、交流等現象，指出其創造出了一個相互平等、彼此混合、邊緣模糊的文學接觸“星云”，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共同體。唐麗園期許如此分析非西方文學作品在區域內的交互作用，有助于整合與重塑“地方的”和“全球的”概念，為世界文學找到一條擺脫歐洲中心主義并接近區域中立的途徑。

　　其二是漢語世界文學。“漢語世界文學”概念的提出和應用，是彰顯世界文學的“中國性”，用中國文學影響世界文學的有效策略。所謂“漢語世界文學”，套用的是“英語世界文學”“法語世界文學”“西班牙語世界文學”等概念，指的是一種語言文學跨國界、跨地區流通的現象，既包含中國文學的世界化，也包含世界文學的中國化。在這方面，我們已經擁有強大的基礎，除了中國大陸，還有中國臺灣、香港文學，以及海外華文文學，他們以中文及其文化為根，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史書美（Shu-mei Shih）在《視覺與身份：跨太平洋的華語表述》中，提出了“華語語系”的概念，將其定義為“中國之外和處在中國或中國性邊緣的文化生產場域的網狀系統”，那么這個網狀系統中生產的文學就是“漢語世界文學”。

　　其三是華裔世界文學。這是以血統作為聯系紐帶的世界文學，有猶太裔世界文學、非裔世界文學，當然應該有華裔世界文學。所謂華裔世界文學的概念，是指來自中國或有中國血統的作家，用其所在國家語言進行創作的一個群體，如華裔英語文學、華裔法語文學等。目前北美華裔文學的影響尤其大，譚恩美、湯婷婷、趙建秀、裘小龍、哈金等，都有重要的影響。對于這些作家所在國來說，他們是本國文學的組成部分，但從族裔角度看，他們又是世界化了的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如同雙重國籍一樣。歷史上，林語堂、張愛玲的英語作品，也是被當成美國文學的一部分的。在當今族裔多元、血統混雜越來越普遍、跨國遷移越來越頻繁的時代，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將這些作品拒之門外。

　　其四是中國文化影響下的世界文學。它是指在異文化空間中，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碎片式存在。前幾種形態的世界文學都體現為具體的文本，是一部部完整的作品，而這里中國貢獻的世界文學并不以獨立、完整的文本形態出現，而寄生在受中國文學與文化影響的域外作品之中，構成了這些文本的重要元素；這些作品也就成為中國文化的載體。中國文學文化對世界各國文學的影響是廣泛存在的，在東亞各國如此，歐洲、美洲也是如此。詩人龐德通過翻譯創作的詩歌《神州集》《劉徹》，以及化用了許多中國文化文學元素的《詩章》，都屬于這一類作品。現在美國有一批學者研究的“跨太平洋詩學”（Trans-Pacific Poetics），著力點就是美國文學中的東亞文化元素。費諾羅薩、龐德、斯蒂文斯、摩爾、斯奈德、葉維廉、車學敬、凱魯亞克、金斯堡、肯尼斯·雷克斯羅思、約翰·凱奇、加里·斯奈德、羅伯特·布萊、默爾文、羅伯特·哈斯等眾多美國詩人和作家的創作中表現了這些元素，從而構成了“跨太平洋詩學”研究的主要對象。“跨太平洋詩學”不同于傳統影響研究，它擺脫了僅重視文本影響和文化還原的狹隘思路，從民族志、翻譯、互文旅行等多角度切入，對這類美國詩人和作家作品中蘊含的地域之間對話、想象、相交、混雜、統一特性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目的是探究中國文化如何注入以歐洲文化為根基的美國文學，幫助其形成自身特性。這一類世界文學中，中國文化融入異文化最深，影響最持久，也最重要，它是中國文學海外傳播追求的最終結果，理應受到重視。

　　總之，世界文學是一個復數，有多樣形態的世界文學，任何一種世界文學都是重要的。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持續增強中國文學母體，使之從多種途徑不斷擴大國際影響，讓世界文學具有更多的中國性。（謝江南 劉洪濤，中國人民大學 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