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香港書展將年度作家的榮譽頒給了李歐梵。頒獎后，有人問李歐梵：“有人在憂慮文學式微的問題，你怎么看？”這位作家說：“現在的中國文壇，大家寫得太快，出書太多……就像中國的發展一樣太快……現在的危機不是文學的問題，而是大家對于文字不夠嚴謹，不夠重視，有多少人可以像臺灣的作家王文興一樣，每天只寫不超過300字？”
這是一個講究效率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寫得快”的不光有文學，很多文藝形式似乎都駛上了創作的“快車道”。君不見，有的電影拍攝三天就“殺青”了，有的作家采風一周馬上就能寫出一部幾十萬字的“大部頭”，有的院團一個月就能排出一部“鴻篇巨制”。文藝創作的“高效率”，帶來了中國文藝亂花漸欲迷人眼的“繁榮”景象：電影年產量達六七百部，電視劇年產量達兩萬多集，長篇小說一年出版四五千部。然而，六七百部電影，能夠進入院線的只有三成，大部分影片淪為“炮灰”；兩萬多集的電視劇，真正算得上精品的少之又少，很多作品都是粗制濫造；四五千部的長篇小說，大多數出了車間進庫房，嚴重缺乏能留得住、傳得開、叫得響的作品。
創作者的“快”，沒有換來高質量的作品，反倒攪動起文藝領域浮躁的氣息，讓那些原本“慢”的傳統藝術遭受嚴重沖擊。昆曲緩慢、優雅、精致，被人稱為“美得不得了的藝術”。早年間看《牡丹亭》連臺本戲的日子，一個戲一演就是幾個月，可在當下這個“快時代”，怕是再也看不到了。現在演出的大都是《牡丹亭》精華版，而一出戲的精華版，常常意味著全本戲的微縮化、快餐化。這就是“慢藝術”在這個“快時代”遭遇的尷尬。
歌德曾說，文學寫作應“少寫些”，其意就是文藝創作要“放慢腳步”，因為只有慢工才能出細活，只有慢工才能出精品。列夫·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七易其稿；曹雪芹寫《紅樓夢》，披閱十載，增刪五次；魯迅病危仍精心修改《因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達十三次之多。有人會說，現代社會從事文藝創作，要放慢腳步很難——有的作者要靠碼字掙稿費，碼得越快，掙得越多；投資方希望盡快見到收益，因此要求大干快上——但這并不能成為浮躁的理由，因為即便是在當下的“快時代”，也不乏對待作品精雕細琢的例子。前段時間創造國產軍事題材電影票房奇跡的《戰狼》，創作歷時八年；被稱作中國農民史詩大劇的《老農民》，光劇本創作就歷時十年。正是創作者刻意“放慢腳步”，才留下了上述傳之于世的精品佳作，同時也創造了可觀的經濟效益。由此可見，讓文藝創作“慢”下來，并非要舍棄經濟效益，而是要回歸文藝創作的規律。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藝創作要“慢”下來，文藝家首先要靜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堅守住追求。所有的文藝家要明白，文藝作品永遠是文藝家安身立命的本錢，文藝家的本質就是用創作來表現人性中的真善美。當年，作家遲子建在領取魯迅文學獎時曾說：“作家就像一個趕路的人，一直走一直走，突然得了獎就好像迎面吹來一陣意外的風，感覺挺涼爽，但如果沒有這陣風吹過，這個趕路的人還是會一直走下去。”在這個匆忙的時代，文藝家所需要的正是遲子建的那份淡然，文藝創作所需要的正是“趕路人”的那份堅持。（葉竹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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