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將世上無期別，換得年年一度來。”一年一度的七夕，剛剛過去。每年七夕前夕，國內的禮品市場便異常火爆，巧克力與玫瑰花束全城熱賣。然而情侶競相火熱表白之際，綿綿情話中卻鮮有“七夕”的痕跡，此情此景不得不讓人疑惑：原本由牛郎織女傳說衍化而來的“中國情人節”，為何越來越像西方的瓦倫丁節？
倘要正本清源，“七夕”的起源恐怕確與“情人”二字無甚關聯。據東晉葛洪的《西京雜記》中載：“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于開襟樓，人俱習之。”這大概是我國關于七夕節最早的記載，也揭示出時人“穿針乞巧”的風俗。類似于正月正、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等傳統的吉慶日，古人的數字崇拜也是“七夕”被固化為傳統節日的重要原因——而這一天最重要的風俗，其實乃是乞巧。
所謂“乞巧”，就是“乞求智巧”的意思，具體形式體現為少女們穿針引線驗巧、縫制小飾品賽巧、烙巧果子乞巧等等，因地而異，各具特色。例如現今我國的甘肅隴南等地區，還仍舊保留著集織女信仰、民歌唱和、技能傳授、工藝美術等于一體的民間乞巧節慶習俗，未成婚的少女從七月初一至初七，有組織地進行諸如祭祀、廚藝、女紅等的“禮儀性培訓”——古樸悠久的“七夕”，實則更類似于少女的“成年禮”。
當然，隨著時移境遷，如今的“七夕”節慶早已跟“牛郎織女”的傳說脫不開關系。作為我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牛郎織女”的故事由來已久，早在東漢年間的《古詩十九首》中，就有“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之說。此后歷代文人騷客競相演繹，諸如“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等詩詞名句深入人心，也讓這則浪漫的愛情故事與“七月七”產生了骨肉相連的羈絆——如此一說，似乎“七夕”向“情人節”的轉變，也并非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然而，“愛情”并不意味著“濫情”，“金風玉露”也絕不是“寶馬香車”。“牛郎織女”傳說賦予七夕的美好意蘊，一開始就寄予著民間社會最質樸而動人的愛情觀。據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副主任烏丙安介紹，作為傳統節日的七夕所傳達的愛情婚姻觀主要有三個層面：一是戀愛自由，二是以感情為基石的婚姻，三是對婚姻的忠誠與堅貞。反觀當下，“情人節”的“情人”泛濫早已屢見不鮮，對愛情的守望逐漸蛻變為過剩荷爾蒙的發泄。撇開西方情人節自身的原始寓意不言，如此“情人節”，至少并不符合中國古老節慶敦風化俗的初衷。
作為我國流傳最為悠久的節慶之一，“七夕”的內涵與外觀也在隨著社會、民俗的變遷而變遷，直至今日發展出濃厚的愛情意蘊，這原本無可厚非。也有不少人認為，節日只消快樂便好，管它文化作甚？只是，當曾經作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韓國等海外國家至今仍保留著七夕的原始風俗并倍加珍視之際，我們是否應當反思，拋卻七夕原有的傳統文化內涵，全然效仿西方情人節及其現代風俗，究竟利弊何如？我們所慶祝的“七夕”佳節，果真是地道的“中式”情人節嗎？
說到底，節日應該怎么過，主動權還掌握在老百姓自己的手里。但是如何發揮出節日的最大效能并承載更多文化內涵，則是一件值得再三思量的事。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節慶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契合文化底色的優秀節日習俗，正如優秀的傳統文化一樣，足以凝神聚氣、強基固本，反之則可能讓社會群體失去向心力，淪為跟風一族。換句話說，“文化”的目的，本來就在于“化人”——我們怎樣對待作為文化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節慶，決定了我們怎樣對待“文化”本身，也將決定我們如何對待自己。（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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