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利用大數據“化學反應”給百姓帶來的便捷實惠，又要防范“透明”社會給公民帶來的巨大隱患
一段時間以來，關于擾民證明的話題被社會輿論一再提起。如今，一個好消息傳來了，9月5日國務院印發《關于促進大數據發展的行動綱要》。從字面上看，《綱要》與奇葩證明之間并無關聯，事實上它有可能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綱要》全文較長，僅摘幾處管中窺豹：“2017年底前，跨部門數據資源共享共用格局基本形成。”“2020年底前，逐步實現信用、交通、醫療、衛生、就業、社保、地理、文化、教育、科技、資源、農業、環境、安監、金融、質量、統計、氣象、海洋、企業登記監管等民生保障服務相關領域的政府數據向社會開放。”
奇葩證明之所以存在，除了一些單位和工作人員不作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政府部門信息共享面臨的壁壘。正如《綱要》指出的，我國在大數據應用的發展上還存在著政府數據開放共享不足、缺乏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法律法規建設滯后等問題，不少單位的信息化建設都是自搞一套。這容易導致各種信息系統之間的疊床架屋、重復建設，也難免會造成已經收集的政府信息無法實現共享，結果就出現了“數據不跑腿，百姓跑斷腿”的尷尬局面。
實際上，信息共享問題本可以解決，但如果政府非但沒解決好，反而把這種“不方便”轉嫁給百姓，那就超出了合理證明的范圍了。因此，一個奇葩證明的背后，卻隱藏著一道如何厘清權責邊界、整合行政資源、推進政務共享的考題。
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在大數據時代，不僅是政府機構在收集數據，各類商業組織也掌握著海量的敏感數據，甚至我們手機上的應用軟件都無時無刻不在分析著用戶的行為習慣，我們要防止數據開放共享帶來的安全隱患問題。同時，面對撲面而來的大數據及其帶來的巨大便利，一味嚴防死守顯然已經不合時宜，開放與安全之間的天平應當做出一些調整。對此，《綱要》的態度也是明確的：促進政府數據在風險可控原則下最大程度開放。
我們既要利用大數據“化學反應”給百姓帶來的便捷實惠，又要防范“透明”社會給公民帶來的巨大隱患，這種平衡木的公共政策選擇考驗著黨和政府的智慧。如今，既然《綱要》已出，方向已定，接下來就要想清楚到底什么能開放、什么不能開放。同時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上的政策標準和法律法規應及時跟上，逐步形成一個良性有序的大數據發展環境，真正為百姓辦證辦事提供便利。（張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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