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寫作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有人說為官就不要為文，有借權發稿之嫌；有人說這是私心重的表現，既要官位又要虛名；有人說言論自由，不管誰有話都可說、有才盡可發揮。其實官員寫作已是一種客觀存在，不但現在有，自古就有。唐宋八大家，哪個不是官員？問題是為什么寫、寫什么？
一個官員為什么還要寫文章？因為，文章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常說創作來自生活，官員的工作和生存狀態也是一種生活。這生活自然應該有所反映。允許作家去虛構亂編官場小說，為什么不許官員說出他自身真實的感受？說出來至少可以推進工作，活躍思想，繁榮文化。這也是一種責任，一種貢獻。相反，有的官員無思想不會寫，有的怕招忌不敢寫，有的雖寫了但不合文章的美感，這都是一種遺憾。一個好的官員，如果他真的把工作當成一種事業；真的想為社會、為百姓干一點事；真的想探尋真理，研究規律，那他最后必定是一位政治家、專家、學者、思想家和文章家。不可想象，毛澤東只批文件而不寫文章。可惜，現在的官員只會寫批示而不會寫文章的為數不少。
寫什么？當然應該寫自己工作生活的所感所悟。這考驗官員的兩個能力。一是政治思考力，二是藝術表達力。如諸葛亮的《出師表》，如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如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如毛澤東那些大氣、深刻又幽默的文章，都是文隨事出，情隨理現，自自然然。現在的問題是官員中不會寫、不敢寫的不寫；而愛寫的人中又有一部分重形式而無內容，無思想。有的嘩眾取寵，只顧給自己造勢，不管讀者的感受。比如用詩歌體作工作報告、搞新聞發布，寫口號式文章之類。這就壞了官員寫作的名聲，招來更多的仇官心理。官壇之文壇，浮云神馬常亂人眼，干癟教條又使人生厭。
官員寫作也有一個思想解放的問題。首先要肯定，為官又為文是對的，以文輔政有何不好。諸葛亮、魏征、范仲淹都相當于當時的國家級行政首長，他們的文章直接議政，影響到當時的政策，又為后人留下了永遠的思想財富。存在決定意識，實踐出思想。只有他們那種特殊的廟堂之位，職責所在，憂國之心才可能出這樣的好文章，只“文”而不“官”的人是寫不出來的。所以，今天的干部倒是應該充分利用為官實踐和高位思考這份人民賦予的特殊資源，為社會留一點好文章，也是給納稅人一份答卷。
誠盼官壇重抖擻，不拘一格出文章。（梁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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