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大儒顧炎武中年北游之后，曾給好友張爾岐等人寫過一封《與友人論學書》，書中拈出兩句話作為學者士大夫的準則。其一論為學，曰：“博學于文”；其一論為人，曰：“行己有恥”。
顧炎武對于“有恥”一端極為重視，在《與友人論學書》一文中，他反復說道：“恥之于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而在其大著《日知錄》“廉恥”條中，顧炎武更是直接說明：“（禮義廉恥）四者之中，恥為尤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禮犯義，其原皆生于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其時正值明末清初，學者延續(xù)明儒陋習，多喜談心性，而士大夫閹然媚于世、媚于新朝廷者亦為數(shù)不少。所以顧炎武上接圣人之道，樹起“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兩面大旗，并特別指出“恥”是根本中的根本，可謂切中時弊，對于今人也仍有重要意義。
“行己有恥”是為人處世的底線，從古至今無不例外。從伯夷叔齊餓死不食周粟，到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從東漢李膺等聯(lián)結太學生抨擊朝政，再到東林黨人“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從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不仕于清，再到近代以來為了民族復興前赴后繼的仁人志士，嚴義利之辨，有所為有所不為，一直是華夏文明世代傳承的核心價值。而嚴義利之辨，正是“行己有恥”的核心內涵，而有所為有所不為，則是“行己有恥”的行為表現(xiàn)。
當前一些為商、為政的人紛紛出問題，就是在嚴義利之辨上面，沒有繃緊這根弦。經(jīng)商以趨利作為唯一原則，而不是如古人所言：“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于是有了所謂的“互害模式”；為政或為自肥，或耍威風為目的，而不是如黨的宗旨所言“為人民服務”，做人民公仆，于是有所謂的“四大危險”。概而言之，就是心中的那個“義”字失了位。
“嚴辨義利”“行己有恥”之人，就是有氣節(jié)的人。有氣節(jié)的人，知道什么時候該挺身而出，什么時候該退到身后，什么時候該奮起直追，什么時候該守身如玉。這樣的人，就是道德自覺的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社會的尊重，受到百姓的歡迎，甚至“望門投止”——即便遭到反動勢力迫害的時候，老百姓也愿意豁出性命來支持保護他們。
習近平同志曾經(jīng)在《從政雜談》一文中說道：“縱觀人類歷史，凡有成就者，必有高風亮節(jié)。”“高尚的氣節(jié)是每一個領導者應有的品質。沒有氣節(jié)，就沒有了脊梁骨。”這種氣節(jié)，就是要從“行己有恥”做起，做好修身的根本工作，然后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歷程中，為民為公，無私奉獻，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羅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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