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形態的媒體可能會死，但作為提供公共消息的媒體，卻依然會以各種不同的形態存在。在一個被描述為“人人都是記者”的自媒體時代，作為職業瞭望者的記者，仍然必須沖在所有人的前面，以專業的眼光和能力，為公眾獲取最全面、最準確的信息。
從2000年11月8日問世算起，昨天已經是第16個中國記者節。比起中國現代新聞業將近一個半世紀的歷史，中國記者們獨享一個節日的歷史無疑短暫得多。但這個仍然十分年輕的節日，在今天的記者們的心中或者筆下，似乎頗有些歷盡滄桑后的五味雜陳。
確實，盤點即將過去的一年，可以歸入“傳統”隊列的報紙、電視、廣播等新聞媒體，幾乎都是在竭盡全力地雙線作戰——一方面仍然毫無保留地拿出看家本領，傾力報道好每一樁公眾關注的重大新聞，比如剛剛結束的“習馬會”，就再次檢閱了中國媒體追蹤重大新聞的熱情和能力；另一方面，卻要和一個行業的整體衰微做著看似無望的艱苦抗爭。
過往的一年，確實是傳統媒體發生重要轉折的一年，若干家曾經的新銳媒體無奈地宣布自身的終結；大批記者紛紛離開曾經投注了熱情、精力、理想的媒體，轉而投身以網絡為平臺的新媒體，或索性轉行加入與媒體無關的各種職業。稱傳統媒體陷入整體的低潮，應該并不為過。
傳統媒體的尷尬，一方面源于網絡技術帶來的傳播途徑的根本改變，另一方面則源于知識產權保護的缺位。新媒體借助技術優勢壟斷了新的傳播渠道，卻因長期不具備獨立采訪權而無法獨立生產新聞產品。傳統媒體仍然具備新聞產品生產的絕對優勢，卻又苦于不掌握新的傳播渠道。按理說這兩者之間應該一拍即合，形成優勢互補的合作關系，但由于知識產權長期處于不受任何保護的“裸奔”狀態，新媒體幾乎可以不付任何成本地用掠奪代替合作，傳統格局下“內容為王”的媒體規律，也就在這樣的強盜邏輯下為“渠道為王”所代替。而不具備渠道優勢的傳統媒體，只能一方面在“為他人作嫁衣”的困境中艱難求生，一方面憑著僅存的職業情懷維護著最后的職業尊嚴。
應該承認，記者是極少數因為掌握著話語權因而可以進行自我描述的職業群體。同樣是享有職業節日的群體，“白衣天使”或“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都是他人給予護士或教師的評價或期待，但“瞭望者”的稱號，很大程度上是記者群體對自身進行的職業描述。這種自我描述和自我賦權的話語權，雖然可能導致自我神話的特權，但同時也意味著自我賦予、自愿承擔的責任。我們在中國記者群體的身上，也確實看到了這種鮮明的兩面性。一方面，記者群體面臨的每一點困難，都可能被各種自我撫摸式的文字所放大；另一方面，仍然有大批忠于職守的記者，不避經濟的困窘或其他各種干擾乃至危險，依然堅守在“瞭望者”的崗位之上。每當出現重大新聞時，公眾仍然能夠通過各種渠道獲取快捷和準確的信息，和這樣一批堅忍地堅守的記者有著最直接的關系。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記者節仍然是個值得慶祝的節日。某種形態的媒體可能會死，但作為提供公共消息的媒體，卻依然會以各種不同的形態存在。即便是在一個被描述為“人人都是記者”的自媒體時代，作為職業瞭望者的記者，仍然必須沖在所有人的前面，以專業的眼光和能力，為公眾獲取最全面、最準確的信息。正如在一個因遭遇風浪而顛簸不已的船上，每一位乘客都可以躲在船艙內相互傳遞著自己的觀察和感受，但站在船頭時刻觀察著風浪變化的，仍然只能是那個職業的瞭望者。（張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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