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生活
改革的每一次突破，都會給迷茫中的人們以撫慰、給焦慮中的人們以信心
年初，一位博士的《回鄉日記》刷遍網絡，“融不進的城市回不去的故鄉”，一聲長嘆，擊中多少心緒。人們感慨，這是一個國家高速發展中的“生長之痛”，不可避免。不過，改變似乎比人們想象的快。年底，中央城市工作會議釋放積極信號，2016年1月1日實施的居住證暫行條例，將讓更多異鄉人在城市里找到歸屬。
這是2015我們時代我們生活的一個典型場景。這一年，馬航失聯的親友還在牽腸掛肚，巴黎暴恐的槍聲讓孩子想要逃離，人們意識到，這世界與己無關的事越來越少。這一年，經濟低迷、地緣動蕩、文明摩擦，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感，“壓力山大”依然存在，焦躁不安還在彌漫，但人們也發現：除了個體內部的自我調適與化解外，對整個社會群體來說，改革的獲得感，是撫平情緒、紓解焦慮的最好鎮靜劑；以人為本的價值指向，才能讓信心耐心在人們內心不斷生長；國家富強與全面小康，才能使老百姓多一點“穩穩的幸福”。
焦慮是一種時代病。美國的研究機構數據表明，1980年，有2%—4%的人患過焦慮障礙；1994年，這一比例達15%；而到2005年，上升為28.8%。全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焦慮，對中國人來說，這種群體性焦慮更為突出。一個世紀前，世界還定義中國人是“漠視時間的人”，現在，則發現中國人甚至成了“最急躁最沒有耐性的地球人”。“手機在響，電話在催；最愛‘快進’，狂點‘刷新’；做事最好名利雙收，理財最好一夜暴富”，外國記者筆下中國人的焦慮生活，其實包含著復雜成因：我們用30多年的時間走完了歐美百余年的進程，這背后，有時不我待的奮起趕超、人民對更好生活的夢寐以求，但滯后的社會結構、轉型的劇烈碰撞，加大了社會關系中的不平感、焦慮感和緊張感。
“中國人面臨的問題正是歐洲人夢寐以求的”，法國《費加羅報》的這篇社論標題，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觀察視角。正如他們所說，“快速”讓許多中國人產生困惑與焦慮，但對于為“失速”而擔憂的西方國家來說，卻是一種可望不可即的發展動力。
事實上，2015的中國，對接社會焦慮，國家的發展和改革的推進都在調快指針。從年初“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推出，到年末“五大發展理念”的確立；從“對準焦距，找準穴位，擊中要害，推出一批能叫得響、立得住、群眾認可的硬招實招”，到“使改革更加精準地對接發展所需、基層所盼、民心所向，更好造福群眾”；從打響脫貧攻堅戰，到向污染霧霾宣戰；從毫不手軟地“打虎拍蠅”，到確保“民生之本”就業創下新高，正是這些發展理念、價值指向，讓改革有了含金量，使群眾有了獲得感。
依舊有公平正義的焦慮，但司法改革的大刀闊斧，云南巧家“投毒案”歷經13年的改判，讓更多人從個案中感受到陽光；依然有“辦事求人”的煩惱，但簡政放權的落地、作風建設的推進，一步步擠壓“潛規則”的空間；年輕父母還會為孩子擇校發愁，但“就近入學”的新政，讓虎爸狼媽們卸下一點包袱；“最悲傷作文”讓人心酸，但“確保2020年全面脫貧”的立誓與行動，許給了“野百合”們一個不遠的春天……改革的每一次突破，給迷茫中的人們以安心、給焦慮中的人們以信心。頂層與基層，國家與個體，由此建起了良性的互動，獲得了發展的動能。
觀察2015還可以發現，另一種只爭朝夕的緊迫感，正在取代負面情緒的焦慮。“燃燈者”倒在了司法改革的前線，但“要把想改革、謀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來”，成為共識；網絡租車與傳統租車論戰的背后，是“互聯網+”時代下治理的新挑戰；“這些新政與你有關”每月發布，創業者們不再擔心辦證，而著急找到“讓豬飛起來的風口”。正如惠特曼在《大路之歌》中唱的，“你剛到達你要去的那座城市，還沒有滿足地安頓下來，你又被一種不可抗拒的呼喚叫了出去”，這“呼喚”，蘊含著對“未來會更好”的確信，是推動中國30多年波瀾壯闊變革的偉大底力。
28年前，鄧小平說，“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僅是趕上時代。如果我們不能勇于引領時代潮流、走在時代前列，如果不能迎來下一個5年、實現“全面小康”百年夢想，那才是最大的焦慮。（人民日報評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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