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綠草，大地變得挺騷。”這是當代著名暢銷書作家馮唐新譯版《飛鳥集》中的段落。誰也沒有想到，在短短幾周時間里，這本創作于將近百年之前的著名詩集，竟會以這樣一種姿態和方式，攪動整個中國的文學批評界。
在這本書出版之后，許多作家、批評家和普通讀者，都對馮唐過于離經叛道的翻譯方式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評，而馮唐和他的支持者們，也從詩歌藝術性和韻律的角度，為這部作品進行了積極的辯護。兩派人馬在輿論場中激烈論戰，一時間，形成了近年來文化界少見的景觀。
然而，更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場激烈開放、言之有物的文學論戰，竟會因為出版社的一紙“召回令”戛然而止。12月28日上午，出版《飛鳥集》的浙江文藝出版社通過其社長鄭重的微博表示：“鑒于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馮唐譯本《飛鳥集》出版后引起了國內文學界和譯界的極大爭議，我們決定：從即日起在全國各大書店及網絡平臺下架召回該書。”
此言一出，輿論大嘩。對此，馮唐本人的回應十分淡然：“歷史和文學史會對此做一個判斷，時間說話，作品說話。”在筆者看來，馮唐的翻譯水平好壞高低暫且不論，這番話卻是十分中肯，頗有道理。
浙江文藝出版社召回新譯《飛鳥集》的理由，不外乎是批評界所說的“褻瀆經典”云云。然而，既然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讀者心中為何不能有一千個《飛鳥集》呢？在馮唐翻譯的《飛鳥集》出版之前，《飛鳥集》在中國大陸僅有不超過十個中文譯本，其中影響力足以再版的，只有鄭振鐸、陸晉德、徐翰林三個版本，而鄭振鐸先生在1922年翻譯的版本又幾乎“一統天下”。可以說，對于《飛鳥集》這樣的經典詩集而言，現有翻譯不是太豐富，而是有些匱乏了。討論馮唐的譯本是否褻瀆了經典，應該有更開放的心態才是。
正因如此，馮唐的譯本，才能在如此巨大的爭議和強烈的批評聲浪當中，贏得不少“粉絲”的支持。誠然，社會各界對于這部譯著的批評大多是有理有據的，馮唐的翻譯水平，不一定談得上高明。但另一方面，馮唐本人的觀點同樣有一定的道理，不乏文學批評與翻譯界人士認可他這種富有二次創作色彩且注重押韻的翻譯風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恐怕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出一個定論，來證明這部作品是否真的“褻瀆”了經典，而真正的答案，也只能以“時間說話，作品說話”的方式得出。
在爭鳴尚未結束時，出版社就著急地擅自作出結論，為息事寧人，以召回新譯《飛鳥集》的方式打斷了這場論爭，剝奪了評論界以“時間和作品”給出結論的機會，恐怕既難以讓馮唐及其支持者心服口服，也不能讓認真對其進行批評的人滿意。
文學批評，自古有之，這種現象之所以存在，是為了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以“真理越辯越明”的方式，提高社會的文學創作與鑒賞水平，而絕不是為了在文學界黨同伐異，“圍剿”異己。一個理性的批評者所盼望的，應當是通過自己的批評，為中國詩歌翻譯水平的提高作出貢獻，并同與自己意見相左者進行坦誠的對話，對今天新譯《飛鳥集》的批評者來說，這個道理也是一樣的。
人們可以批評馮唐的文學造詣不高，也可以批評《飛鳥集》新版翻譯不好，但是無論如何，都不該剝奪馮唐進行創作的權利，和其支持者進行閱讀的權利。如果一部作品不好，大浪淘沙的時間自然會將它淘汰，讓它被人遺忘。（楊鑫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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