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市場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一個講究市場規則的領域，也有著鮮明的文化屬性，需要為情懷留下空間，用文化底蘊培厚市場土層
剛剛過去的周末，或許有不少人因為一個“跪求”走進了影院。幾天前，一位電影人為國產片《百鳥朝鳳》“下跪磕頭求排片”的消息在網上風傳，當事人稱“希望能有更多觀眾看到吳天明導演最后這部杰作”，其情懇切，令人動容。于是，商業與情懷如何兼得的討論再次浮現。
和很多熱鬧的商業電影不同，《百鳥朝鳳》以充滿感傷的語調，講述了一段逝去的時光和一群遠去的“嗩吶匠”。某種意義上，這部電影稱得上一部雙重絕唱。首先，它是“第四代導演”吳天明的謝幕之作，在完成電影剪輯僅一個月后，導演便遽然辭世。其次，作為傳統手藝人群體的縮影，它又是嗩吶匠人在現代社會中的一曲挽歌。正因如此，當這樣一部用心之作、情懷之作呈現在大銀幕上，電影人自然希望能被更多人看到。而這部電影的遭遇，與片中“嗩吶匠”的命運一樣，提出了共同的問題：電影市場有沒有可能既講商業，又有情懷？在講究商業運作的現代社會，如何安放影人的文化堅守？
就事件本身而言，與其說制片人在“求排片”，不如說是在“求市場”。因為通常來說，排片多少并非影院主觀決定，更多是由市場決定的。用一位觀眾的話說，有多少人愿意在周末花錢買票，去看“一個農村老頭教農村小孩吹嗩吶”呢？這聽上去令人尷尬，卻也是現實。盡管在“跪求排片”之后，《百鳥朝鳳》的票房立竿見影地突破兩千萬元，但相比商業大片還是太少。換言之，電影作為一門大眾藝術，始終是和市場無法分開的，觀眾有欣賞某種情懷的自由，也有不欣賞的自由。在周末的電影院里，人們既能看《百鳥朝鳳》，也能看《美國隊長3》或者《不二情書》。今天的電影市場和文化市場如此繁榮，不正是讓消費者擁有更多選擇嗎？
事實上，情懷和市場從來都不是對立的。近年來，在電影市場上獲得成功的情懷之作并不少見，從《鋼的琴》到《白日焰火》，從《烈日灼心》到《師父》，觀眾從來都不吝嗇自己的贊美。問題在于，在“叫好”和“叫座”之間，還隔著一道商業運作的河，很多優秀作品沒能從容跨過。打通二者，有情懷的電影從業者不妨多做些功課。去年《大圣歸來》的排片，就極好詮釋了從份額極低到最終翻盤的“逆襲”。另一方面，觀眾也有義務為優秀作品起立鼓掌。今天的觀眾早已不再是單純的消費者，也是評價者，以自己的反饋決定了電影的生產，因此構成了文化生態的一部分，欣賞水平提高也需要引導。
文化市場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一個講究市場規則的領域，也有著鮮明的文化屬性，需要為情懷留下空間，用文化底蘊培厚市場土層。可以說，文化屬性才是使電影等文藝產品有別于一般商品的標識。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嗩吶匠”所代表的手藝人精神，“把嗩吶吹到骨頭縫里”，那種對手藝的傳承、對理想的執著、對誓言的忠誠從未過時，相反正是這個社會特別稀缺的，也是文化產業長遠發展的根本。在充滿商業氣息的時代維護這一堅守，既需要影人的堅持，更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比如，文化企業要有更加充分的文化自覺，相關部門進行更多的投入和扶持，而院線也有必要克制“票房至上”的傾向，給“叫好不叫座”的作品多一點機會，為觀眾提供更多選擇。
大眾文化的繽紛舞臺上，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獨角戲。《百鳥朝鳳》中，“嗩吶匠”棲身其間的鄉村禮俗秩序已經遠去，把嗩吶作為唯一精神娛樂的時代也已一去不返。現代社會中文化市場成熟的標志之一，就是不同定位的作品都有自己的存在空間，并能找到各自的欣賞人群。今天，我們的文化景觀已經大為豐富，在一個既傳統又現代、既中國又世界的當代社會，讓不同消費主體找到各自喜愛的作品，讓每一份情懷都妥帖安放，正彰顯著時代的文化觀。（白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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