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楊家?guī)X毛澤東居住過的窯洞前，聽到這樣一個故事：1940年5月31日，著名僑界領(lǐng)袖陳嘉庚先生應(yīng)毛澤東之約訪問延安。就在窯洞前，主席設(shè)宴款待了陳先生。簡陋的飯桌上，一碗雞湯，雞是鄰居大媽聽說主席來貴客特地送來的；兩個青菜，主席自己種的，外加一碟咸菜，總共不過兩元錢。雖然簡樸，賓主二人卻相談甚歡。此前不久，陳嘉庚先生訪問重慶，蔣介石以高規(guī)格、超豪華接待陳先生，光一頓晚宴就花了800塊大洋，還安排了各界權(quán)貴輪番宴請，陳先生不得不接連三天登報聲明罷宴。
一頓宴請、兩地見聞，使陳先生看到了國共兩黨作風的迥異，他發(fā)出了那句著名的感嘆：“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中國是禮義之邦，自古飲食文化豐富而綿長，有些飯局還意味深長，比如秦末項羽“意在沛公”的鴻門宴，南朝劉宋開國皇帝劉裕當初意欲皇位的群臣宴，南唐元老韓熙載意在不爭的舞樂夜宴，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quán)”，北宋歐陽修與民同樂的“太守宴”，清朝康乾二帝尊老敬長的“千叟宴”，等等。很多時候，飯局折射政局。
今天的飲食文化極大地滿足了人們的需求，卻也出現(xiàn)了一些變味兒的“工作餐”。
比如一度出現(xiàn)的公款吃喝奢風盛熾。曾經(jīng)，一些人以業(yè)務(wù)往來、公務(wù)宴請、職務(wù)消費的名義大吃大喝，“天上飛的除了飛機、地上跑的除了汽車、水里游的除了輪船”，什么都敢吃；酌金饌玉、名煙名酒，公家吃、吃公家，不怕貴、怕不貴，講排場、比闊氣、競奢華，一頓飯幾千上萬元是常態(tài)，十幾萬、幾十萬元的豪宴也不鮮見；窮吃必定吃窮，杯酒也可滅國，一些人忘記了“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的告誡，忘記了“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的古訓(xùn)，忘記了“侈則肆，肆則百惡俱縱”的警示，不修儉德，使得舌尖上的浪費很大一部分來自公宴。
腐敗常常滋生于飯桌之上，不良風氣往往禍起于觥籌交錯之間。一些人不是把心思用在工作上，而是熱衷于約飯局、趕場子、拉場面、撐臺面，熱衷于交酒肉朋友，攀富附貴、趨炎附勢；一些人吃拿卡要，想辦事先請客、要談事先喝酒，酒席的高低檔次決定辦事的難易程度；一些人連吃帶送、明吃暗送，推杯換盞之間完成權(quán)錢交易、權(quán)權(quán)交易；一些人損公肥私、中飽私囊，用公款支付個人餐費，購買貴重禮品搭車報銷；有錢的大吃大喝，有權(quán)的白吃白喝，沒錢的就打白條。時不時還爆出酒后失態(tài)、命殞酒桌的丑聞，被群眾譏為“天天有酒天天醉，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一些干部或其家屬競相經(jīng)營餐館酒樓會所，借機設(shè)卡斂財。
更有一些人，喜好串小門、喝小酒、傳小話，拉小圈子、搞小幫派、結(jié)小團伙，三杯酒下肚便口無遮攔，打探傳播小道消息，撥弄是非，妄議中央，發(fā)表不負責任的言論，使飯桌成了不當言論的集散地，頻頻違反政治紀律。
公款吃喝現(xiàn)象一度是黨風建設(shè)的痛點。執(zhí)行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和反“四風”以來，這一現(xiàn)象得以有效遏制，成效明顯。但有的飯局穿了“隱身衣”，藏匿于死角暗門，一有機會便死灰復(fù)燃；有的人對黨章黨規(guī)學習不夠，不知道政策的邊界和雷區(qū)在哪里；有的人明知公款吃喝不對卻管不住嘴，還以“酒肉穿腸過，黨性心中留”自欺。
“風起于青萍之末”，公款吃喝不是小事，沒有作風的廉潔，就不會有行為的清正。歷史上淡忘儉德、縱情于酒池肉林聲色犬馬而亡國喪邦的案例并不少見。當年陳嘉庚先生正是從窯洞前的飯桌上，看到了共產(chǎn)黨人勤儉樸素的作風、艱苦奮斗的精神。西安搞不過延安，蔣介石干不過毛澤東，國民黨斗不過共產(chǎn)黨，道理就在這里。
凈化朋友圈當從飯局做起。少一些應(yīng)酬，多一些靜讀；少一些酒肉朋友，多一些農(nóng)民兄弟，像習近平總書記那樣，端端農(nóng)民的碗、看看老鄉(xiāng)的鍋，與基層群眾吃到一桌、聊到一塊兒，心就連在一起。這就是飯桌上的政治。（劉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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