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過程中，有一種觀點認為，將古今中外好的制度學習過來，自然就實現了善治。這是一種片面的看法。習近平同志指出，一個人能否廉潔自律，最大的誘惑是自己，最難戰勝的敵人也是自己。一個人戰勝不了自己，制度設計得再縝密，也會“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現實生活中，一些地方規章制度的數量不可謂不多、制度設計不可謂不嚴密，卻成了不能落實的“制度裝潢”。因此，扎好外在的籠子只是走完了第一步，關鍵還需要念好內心的“緊箍咒”。只有堅持道德教化與制度建設并重，才能達到標本兼治的效果。
如果僅僅關注公平正義的制度設計，卻忽視提升社會道德水平和“調適人心”，就會導致兩個結果。一是孔子所說的“民免而無恥”，即人們因為懼怕刑罰而免于作惡，但是沒有羞恥心，甚至想方設法地作惡而逃避刑罰。在現代社會，這主要表現為法律管轄之外的“反社會行為”。二是老子所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其現實表現是監獄人滿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為憂。嚴格的法律、刑罰可以把犯罪的人關進監獄，但如果缺乏道德教化，并不能有效減少犯罪。而且有些犯人在監獄里學到的是更加狡詐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釋放出來，仍然會危害社會，甚至危害更大。《群書治要》中說：“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意思是說，如果不能制止人們作惡的心，即使每天都以刀鋸在外面執行死刑、懲罰犯人，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發生。如果對法律缺少精神上的認同與敬畏，即使規則之網織得再密，人們也會在經緯之間找到空隙，鉆空子、打擦邊球。西方有一句諺語：“制度讓想犯錯的人犯不了錯，文化讓有機會犯錯的人不愿意犯錯。”也就是說，提升人們的人文修養和道德品質，是制度建設的有益補充。
道德教化是防患于未然之道。《史記》有云：“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我國古人認為，禮和法都是治國平天下所必需的，但二者各有所長：禮是道德的體現，法是法律的體現；禮是防患于未然，讓民眾在生活中有所遵循，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而法是在少數人超越了法律底線后采用的強制手段。東漢時期的政論家荀悅說過：“進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即在不好的事情發生之前阻止是上策，剛發生時阻止次之，發生后懲戒為下策。“扁鵲三兄弟”的故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扁鵲很早就天下聞名，但在談到醫術時，他卻說不如自己的兩個哥哥：大哥最好，醫在病情發作之前，病人未覺其病就已除去病根；二哥次之，醫在病初起之時，癥狀剛顯就藥到病除；他最差，醫在病情已很嚴重之時，不僅病人痛苦，且要下大力才得病除。與之類似，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有規范社會行為的作用，而道德提升、“人心調適”是“為之于未有”的“防”。社會之所以能和諧有序，這道防線起了關鍵作用。雖然有些時候其作用是潛移默化、不易被人察覺的，但它一旦失守，社會必定失序。（劉余莉 作者為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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