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不僅是人類最為重要的交際工具和思維工具，而且也是人類文化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人類文化最為重要的載體和闡釋者。語言保存著其語言社團對世界的特有認識，保存著其語言社團的歷史記憶，包含著文化創新和語言發展的基本元素與內在驅動力。故而保護語言，不僅是保護語言這一交際工具和思維工具，也是在保護民族的、人類的文化資源。
全世界大約有6000來種語言，據稱到本世紀末將有90%的語言可能消亡，這就意味著語言所包蘊的人類文化財富，到本世紀末將要損失90%。中國的語言數目超過100種，且漢語的方言土語也數以百計，這些語言及漢語方言，是中華民族寶貴的失而不可重生的文化資源。根據世界語言瀕危的大形勢和中國語言生活的狀況，當前中國的語言政策，不僅要“推廣和規范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而且還要“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
歷史上，中國的語言學家已經做了大量的語言保護工作。早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就開始進行漢語方言調查和一些民族語言的調查；50—60年代以來，進行了漢語方言的普查和大規模的民族語言調查，出版了多種方言志和少數民族語言簡志。這些研究持續至今，出版了漢語方言地圖集、音檔及系列詞典，出版了《中國的語言》及少數民族語言的詞典和參考語法等。
過去的語言保護工作，多是語言學的目的，采用的多是語言學的視角，即把語言主要看作語言學的資源，把語言資源主要用作語言研究和語言應用的素材；對語言調查的興趣主要集中在結構上，特別是在語音和詞匯兩個方面，雖然也會涉及些語法、語用和民俗的問題。語言學視角下的語言保護方式，一般是用國際音標把一種語言記錄下來，然后編寫詞典，編寫參考語法，編寫教科書等等。
文化視角下的語言保護，不僅關注語音、詞匯、語法等對語言本體的記錄，更關注語言及語言表達中的各種文化現象。比如，構詞理據就包含很多文化故事。在中國人的語言觀念里，“箱”一般是上面開蓋，較寬較低；“柜”一般是側面開門，較窄較高。但是“冰箱”“冰柜”與我們這一語言觀念恰恰相反，“冰箱”是“柜”的形象，“冰柜”是“箱”的形象。這背后有一個電冰箱發展歷史及名詞翻譯的文化故事。
詞語組合也包含著很多有意思的文化現象。比如現在坐火車，都是坐在車廂里面，但是卻說“上火車”“我在火車上”，而說到“車廂”時則說“進車廂”“我在車廂里”。我們不會說“進火車”“我在火車里”“上車廂”“我在車廂上”。這說明我們的語言有特殊的“幾何學”，我們的“語言幾何”是把“火車”看作一個二維空間，把“車廂”看作一個三維空間，所以與之搭配的動詞、方位詞不同。
文化視角下的語言保護，特別重視對于文化詞語的收集。比如中國南方“煲湯”廚藝，形成一個龐大的詞群，這一詞群展示著各種食材的文化特性，比如性熱性涼，功能是補是泄，春夏秋冬的飲食適應等。再如關于疾病的詞群，包括疾病名稱和土單驗方，也包括孩子受到驚嚇如何叫魂安神等。這些其實都是中醫中藥的民間根基，包含著中醫中藥學特有的“世界觀”，積淀著中國人民千萬年的智慧，其中許多至今還在發揮著養生治病的功效。
任何一種語言都有一套套的“話套子”，約定在什么場合說什么話，怎么說話。比如見面怎么打招呼，怎樣分手告別，婚喪嫁娶時的語言表達等。這些約定就是文化習俗，是說話時的“心理劇本”。參與交際者都在按照心理劇本演戲，也在按照心理劇本看戲。不合劇情，少了情節，就是違約失禮。比如道歉這種行為，一般要遵循這樣的“道歉結構”：A.道歉語；B.道歉的原因；C.對失誤的補償；D.保證。比如某人把朋友的自行車騎壞了，他在還朋友自行車時應當這樣說：
“老哥，對不起，我把你的車子給騎壞了。昨晚太黑了，路上不知道怎么有個溝，掉進去把腳蹬子給弄壞了。今兒我到修車部把腳蹬子修了修，你看還滿意不？以后我借你東西可得小心點，不會再弄壞了，你放心。”
這段話很得體，符合四結構的道歉心理劇本，朋友會接受道歉的。騎壞自行車當然是樁小事，倘若是重大事件的道歉，不合這四結構的道歉劇本，就很難被人接受。比如某國的“二戰道歉”能夠被世界人民接受，獲得諒解，而某國的“二戰道歉”一直不能被周邊國家接受，就是因為某國的二戰道歉不合“道歉結構”，心不誠焉！
根據文化的載體形式，可以把文化分為實物文化、文獻文化和口語文化。實物文化由繪畫、雕塑、建筑、服飾、飲食等負載，文獻文化由書面語所記錄，口語文化由口語所保存。中國歷來重視實物文化和文獻文化，較為忽視口語文化。而口語文化最常見的是俏皮話、農諺、歌謠、故事、傳說、戲曲等等，當然也包括蒙古族的《江格爾》、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和藏族的《格薩爾王傳》這樣的偉大史詩。文化視角下的語言保護，已改對口語文化輕視的傳統，通過對口語文化進行系統收集，對民俗學、文化學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等對口銜接，給以了語言文化學學術支撐。
認真說來，農村、牧區的語言調查和保護，其實就是在保存我國的農耕文明和農牧文明。城市的語言調查和保護，保存的是當年的農商文明、工業文明和正在進行中的現代城市文明。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中國農耕文明、農牧文明幾千年來賴以生存的鄉村和牧區，正在加速變化或消亡，中國的農商文明、工業文明賴以生存的傳統都市也在迅速變化。搶救、保存這些傳統文明，已經時不我待。因為任何一種語言或方言的消亡，都是人類不可彌補的損失：人類因之永久失去一種不可復得的語言樣品，永久失去一種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永久失去一些不可恢復的歷史記憶。
近些年來，關注文化的語言保護工作逐漸興盛起來。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中國方言文化典藏”，在田野調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基礎上，對房屋建筑、日常用具、服飾飲食、農工百藝、日常活動、婚育喪葬、節日以及口彩禁忌、戲劇曲藝等方言文化現象，采取搶救性的調查記錄和保存保護，編輯出版了音像圖文俱全的出版物。國家語委數年前展開的“中國語言資源有聲數據庫”建設，以及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展開的“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也具有語言學、文化學、政治學的多重視角。
文化視角下的語言保護，會帶來語言調查范式等諸多方面的改變，需要引入社會語言學、人類學、民俗學的理論和方法。在采集語言文化資源時，個人隱私和民族禁忌等，都會增加調查工作的難度，因為涉及文化就會涉及關于文化的各種禁忌，這些禁忌本身也是文化。
切換一下視角，就是一個新視域。近些年來新視角下的語言資源保護，已出現若干重大的發展變化：
第一，從關注語言發展到也關注言語；第二，從關注語言發展到也關注語言文化，包括語言本身包含的文化和語言負載的口語文化；第三，從紙質保存方式發展到多媒體的保存方式，并正在探討語言文化的網絡博物館模式；第四，從學者參與發展到政府和社會大眾的共同參與，由學術活動發展為社會文化工程。
這些變化表明，文化視角下的語言保護，是一種值得進行的充滿魅力的有益嘗試，應該得到社會更多的關注和更大的支持。（作者為北京語言大學黨委書記、國家語委原副主任李宇明，本文系作者根據在國際中國語言學會第24屆年會的學術報告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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