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表達文化根脈有一種說法：“三皇五帝到如今”。但近代以來，受西學東漸影響，史學被改造成“歷史科學”，一切不能提供證明的說法都被看成是神話或傳說，不再屬于歷史，三皇五帝的文化譜系就這樣被終止了。不僅如此，就連夏商周三代的歷史真實性也受到懷疑，激進的實證主義者聲稱“東周以上無歷史”。然而，經過一個世紀以來的考古發掘，許多遠古文化相繼被發現，相當于三皇五帝時代的文化脈絡逐漸清晰地呈現出來。當前，華夏何以為華夏、華夏文明是如何發生的，學界認識的深度是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無法比擬的。據此，重新認識文化大傳統的理論命題被學者提了出來。所謂文化大傳統，就是先于和外于文字記錄的文化傳統。與之相對應，文化小傳統就是文字書寫的文化傳統。這樣重新定義文化的大、小傳統，能夠刷新我們對文化的認知，重建一種面向未來的新文化觀。
把握文化大傳統的一個重要意義，是幫助人們較為準確地判斷文化的源和流。比如，老子說“圣人被褐懷玉”，孔子認為“君子比德于玉”。圣人或君子與美玉結緣究竟起源于何時何地，過去沒有人能夠說清楚，也很難確定這是不是儒家和道家共同的觀念。按照文化小傳統即文字書寫傳統的知識，對于玉文化許多研究者往往感到無從下手。但是，按照文化大傳統的路徑，就可以大致確認玉文化的源流情況：在中國北部西遼河地區最早出現佩玉的葬俗，那是距今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隨后玉文化自北向南發展，在距今5000年之際覆蓋到黃河、淮河下游和長江下游地區。佩玉之人的墓葬禮俗，以北方的紅山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化為突出代表。東部的玉文化與西部的彩陶文化在隴東地區的常山下層文化時代出現相互融合的跡象，并開啟了中國西部玉文化發展的先河。在常山下層文化之后出現的齊家文化中，玉禮器生產和使用才大規模鋪開。在齊家文化衰亡之后，活躍在隴東地區的先周文化和周文化繼承西北地區的玉禮器傳統，并通過周代統治者的推崇和普及，使得華夏的禮文化與玉文化融為一體，使得有關玉的敘事頻現于東周以來的古史記載中。
把握文化大傳統的另一個重要意義，是有助于重新認識文化小傳統的文字知識之所以然，甚至連漢字本身的由來問題，也能通過文化大傳統中實物原型的發現，得到溯本求源的理解。比如，“王”字為什么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被寫成斧鉞的形狀？原來“王”這個象形字，描繪的原型就是鉞，它是由史前文化中常見的工具石斧演化來的，區別在于石斧為實用性的工具或武器，玉鉞是象征性的禮器。由于石多玉少，玉鉞就成為社會統治者、部落首領的常見標志物，隨后發展成為華夏王權的象征符號，就連清朝皇帝的龍袍上也繪有斧鉞符號。可見，文化小傳統的歷史敘事中總是一再強調鉞的問題，將其作為統治權力的象征，是因為華夏文明起源時期王者的標志物就是玉鉞。
我們生活在文字書寫的時代，個人的知識大都是通過識字和讀書得來的。但也應認識到，文字的發明是距今5000年才發生的，這意味著人類所經歷的絕大部分歷史并不依賴文字記錄而存在。就華夏文明而言，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的書寫符號。甲骨文所代表的一套漢字系統，以象形字的符號形式出現，本來是專用于通神占卜記錄的，后來經過演化和嬗變，擺脫神權意識形態的束縛，承載起記錄中國歷史的任務。事實上，與文字使用和普及過程相伴出現的文化斷裂和文化失憶現象是客觀存在的。比如，用希臘文和拉丁文教育出來的人，根本不知道有比荷馬史詩或《圣經》更早的文化傳統，文字的界限反而成為求知的限制。要突破這種限制，讓知識向歷史的深處延伸，就不能只依賴文字，而需要探尋先于文字而存在的文化遺跡，特別是考古新發現的各種文化符號物。我們要善于用“物的敘事”“圖像敘事”突破文字和文獻的限制，恢復和重建失落已久的文化記憶。（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講習教授 葉舒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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