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到法定就業年齡、具有勞動能力，但未就業的最低生活保障對象，應當參加與身體狀況相適應的社會公益服務。近日，《廣州市最低生活保障對象參加社會公益服務管理辦法》出臺，其中每人每月參加社會公益服務時間累計不得少于60小時的規定，在輿論場中引發熱議。
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一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設計初衷，在于為一部分困難人群托底。從現代國家意義上講，享受社會救助體現著公民權利，從理想狀態而言，不應該為救濟預設條件，也就是說，是否以勞動回報救助，并非實施救濟的前提。但如何將有限的社會資源配置給最需要的人，事關社會公平，也反映著公共政策的價值取向。現實中，由于低保常與諸多救助優惠措施相配套，難免會助長“等靠要”思想，以至于少數人縱有工作能力也自甘領低保，眼中只有權利，義務被淡化了。就此而言，廣州新規在合理確定公益勞動強度并充分考慮免除、終止情形的基礎上，以公益服務為扳手增進低保對象的社會價值，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事實上，我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明確規定，享受低保待遇的居民應參加所在居民委員會組織的公益性社區服務勞動。從地方實踐來看，遼寧大連多年前就有社區組織低保對象參加公益活動、開展文體活動、接受技能培訓，山東青島也曾推出“愛心積分”制度，低保戶可憑公益服務所累積的積分到“愛心超市”換取生活物品。近年來，湖北、湖南、四川、北京等省份紛紛建立起契合本地實際的低保配套規定，均提及低保對象要多參與社會公益服務。倡導力所能及的公益服務、增進特殊人群的社會參與，有利于相關個體找到自我認同，營造“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良好風尚。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勞動是實現人生價值的重要途徑，也往往最容易幫助人找到尊嚴。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一個人如果半年之內不工作，工作積極性就會衰減50%；一年不工作，工作積極性就只剩下20%。盡管讓低保對象參加社會公益服務，并不能與一般意義上的工作畫等號，但通過精神意義上的“賦權”，參與者就有可能真正體驗到服務社會的充實感、愉悅感，為最終進入就業市場打開一扇門。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采取就近服務的原則，兼顧低保對象提供服務的能力和意愿，還是確保其勞動權益和勞動保障與其他服務人員平等享有，其實都體現了對低保群體個體價值的尊重與呵護。
懶漢往往是被慣出來的。考慮到社會救助對就業收入的替代率變化，如何降低其負激勵效應、促進有工作能力的低保人群進入就業市場，是任何社會救助制度必須面對的一種挑戰。進而言之，對于無勞動能力者和有勞動能力者，如何進行有效區分？低保制度與再就業的聯動機制，應該怎樣完善？針對低保對象的社會工作服務實效，又該如何實現精細化？這些問題，都需要納入公共政策的視野中進行通盤考慮。遵循“助人自助”的原則，創造條件讓社會救助權利與社會服務義務有機結合，幫助低保對象增進勞動的內生動力、實際能力，必將為低保制度注入更多正能量。
“被困懸崖，無法上下；放繩施救，裝作視而不見。”有人曾如此形容個別身體健康卻耽于好吃懶做的低保戶。某種意義上，鼓勵低保群體通過參與社會公益服務積極融入社會，是為他們提供了一架走出困境的梯子。設計周密、合理的制度環境，爭取每一位參與者真誠的認同，是這把扶梯最終實現最佳救濟效用的關鍵所在。（呂曉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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