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定要將這樣的非正規經濟、非正規就業正規化、常規化，這種過度精細、過度治理的結果，很可能在自尋煩惱的同時自縛手腳。
今年全國兩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談到，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城市精細化管理，必須適應城市發展。要持續用力、不斷深化，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增強社會發展活力，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城市特點和規律的社會治理新路子。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就提出，政府要創新城市治理方式，特別是要注意加強城市精細化管理。精細化管理作為一種管理理念和文化，源于美國、德國特別是日本等發達國家的企業管理實踐。它是社會分工細化、市場分工深化之后，在管理和服務層面提出的更加科學、精準、富有效率的要求。
城市管理精細化的最初目標，只是借助于信息化手段，建立一種對轄區管理空間分層分級全時段全覆蓋的監督管理體系和可追溯、可落實到人的問責體系。這種基于應急預警和監督檢查的處置機制，大體近乎于黃仁宇先生在論及古代政府治理機制時多次談到的“數目字管理”。在數字化、大數據時代，這種“數目字管理”的治理目標，似乎不再那么遙不可及。
比如，一些企業已經可以利用開發的App對城市人流、車流密度進行實時監測，甚至基于此與政府部門合作，進行各種預報。這還是在外圍，真正“大而全”的數據，多半還零散地沉睡著。一個房管部門的基層官員曾對我說，每年本市電梯報修故障的分類別、分品牌數量，他們全都掌握。這種數據雖然是“一地雞毛”，其對于商業和民生上的巨大影響和便利卻難以想象。
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精細化管理，首先指向了科學化、網格化。將地理學中的網格（grid）概念引入城市管理，提供了一種高度精密的經緯坐標，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延伸意向，即對社會網格、綜合治理網格嵌入城市空間網格，使網格同時具有了空間、社會和治理三重屬性。于是，一種旨在超然監督的體制機制，被整體轉變和擴展為一種精細管理的平臺和手段，這個過程頗似古代社會的巡察體制，總不免演變和固化為一種新的行政體制。
現代城市這個復雜的巨系統中的個體化對象，將越來越多地面對這種系統的整體有序性與個體自由度之間不可避免的張力。系統有囊括和吞噬社會與生活的野心，系統中的符號也由一種虛擬的存在而翻轉為實體。在當下人口大規模聚集、大規模流動的城市社會中，人與人之間、人與機構之間的交往規則與熟人社會迥然不同。后者主要靠“刷臉”，前者則必須“刷卡”。從社保卡、醫保卡、信用卡、出入證到最重要的身份證，一切照章辦事，只認證件不認人。這終于使得“如何證明你媽是你媽”甚至“如何證明你是你”成了難題，個體的存在需要系統的頒證和確認，否則幾近寸步難行。局部均衡的格局再難守住，全域治理的邏輯勢必展開。這種被規制了的、系統化了的現代城市生活，從應然角度說，是值得深刻反思的；從實然角度看，也存在著內生的風險。
我們當然要充分肯定城市精細化管理的重要意義，這是城市管理水平適應快速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必由之路。不過也得承認，精細化管理也存在一個“適度”的問題，過猶不及。2016年聲名鵲起的上海“阿大蔥油餅”，因無證無照經營被執法部門要求關門停業，數月后遷址，證照齊全后重新開張。“阿大蔥油餅”的死而復生，經歷了一個極富戲劇化的反轉過程。但城市管理者應當從這個貌似皆大歡喜的結局跳出，去反思精細化管理背后的深層問題。
將實存于現實經濟社會中的龐大的非正規經濟，納入傳統上“證照齊全”的現代管理體系，固然彰顯了城市管理者的雄心壯志，但往往難逃“一管就死”的困局。相對于政府與市場的兩極，社會的再平衡力量常常為我們所忽視。如果我們換個角度看，阿大的蔥油餅之所以能夠在那個弄堂存在了幾十年，本身就是他所在社區那些經常惠顧的老鄰居、老客戶們的一種“檢驗”結果。如果他們經常因為吃蔥油餅而壞了肚子，想必阿大的店鋪不會安然存活幾十年。這是一種社會的自發秩序。
每個大型城市都有著汪洋大海一般的非正規經濟，每個城市中的阿大們也都有著他們深植于特定共同體而寫就的傳奇故事。如果一定要將這樣的非正規經濟、非正規就業正規化、常規化，這種過度精細、過度治理，很可能在自尋煩惱的同時自縛手腳。這種情況下，抓大放小不失為一種適宜的態度。
城市生活應當給人一種自由與希望，而不是失落和無助。當一個城市能容得下越來越多的阿大們，也就有了越來越多的人情味和包容性，進而無需終日思索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深永動力，也不必時刻惦記“為什么出不了馬云”的難解之謎。
精細需要講成本，治理需要講效率。當我們不計成本、不講效率地去追求把所有層面管起來的時候，城市的活力也可能受到一定的損傷。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當我們強調城市的精細化管理時，不能忘記“以人為核心”這個城市化的初心。只有在這個前提下的精細化管理，才能在城市整體卓越的基礎上，繡好每一朵花，繪就美好畫卷。（曹東勃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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