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孩子，沒有不知道魯迅的。在我一貫的印象里，魯迅是冷的，有距離的，遠得令人仰視。正如教科書所介紹的那樣，魯迅有著不同尋常的硬骨頭，總是如“投槍”和“匕首”那樣給敵人以致命一擊，總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態奔走呼號。在那個風云際會的動蕩社會里，魯迅的雜文，開啟了以筆桿子進行戰斗的文風，以戰士的姿態投入筆戰，造就了他冷、硬、剛的文學形象。而對于只見其文不見其人的眾多讀者，魯迅到底是什么樣的人，則完全如沉入歷史塵埃的迷霧，令人期待，又讓人不忍觸摸。
內山完造是一位日本書商，與魯迅萍水相逢，卻一見如故，自此相交十年，情誼篤深。在魯迅那個年代，中國人眼里的日本人，不只是“外國人”那么簡單，在中日戰火綿延的時代背景下，痛恨日本人幾乎是所有中國人共同的心結。但這并不妨礙魯迅與內山完造這位日本書商的交往。“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魯迅分得很清，一邊是對日本軍隊和軍國主義的仇恨，一邊卻是與內山先生個人之間的友誼。把國家與個人恩怨拎得很清，可能源自于魯迅曾經在日本的求學經歷，在舉目無親的異國他鄉，魯迅遇到了像藤野先生這樣的日本人，友善、篤學、重情，似乎都與那個扛著太陽旗的無恥軍隊扯不上丁點關系。
魯迅是個文人，離不了書卷氣，自然離不開與書商的交往。而書商結識文人縱然是出于經營上的一種需要，可沒有內心的書卷氣，縱然結識了，也難以走進文人的內心世界和真實生活。
隨著交流的深入，內山完造逐漸了解這位心中如投槍匕首般堅強的中國青年，在有些人看來板起面孔說教，實則“并非為了披露而披露，犀利的話語背后其實流淌著無盡的溫情”。魯迅深憂中國的未來，憂慮著“中國怕是將來會變成阿拉伯那樣的沙漠”，為了避免出現這樣的局面，“他必須戰斗”。這使內山的眼前出現這樣一幅畫面：“面朝沙漠站立著這樣一個民族，這些人身著寸縷，饑餓難挨，枯瘦如柴的手臂上青筋暴露，他們咬著牙瞪著眼，最后的武器只剩下赤手空拳。滿天黃沙中這一群饑餓悲慘的身影清晰可見。”
內山想象的這種畫面并非空穴來風，而確切地來自于對魯迅的精神解讀，是讀懂魯迅內心的焦慮之后聯想到的情境。能認清了這樣的焦慮，對魯迅奮力“吶喊”就不足為怪了。
拋開吶喊者的面孔，魯迅又是個真實的男人。他與“母親的媳婦”終身保持著距離。舊社會舊禮教對婦女的迫害，魯迅選擇了屈從，但其內心的抗爭從未停止，直到許廣平的出現。
婚后的生活，給這位大男人帶來不少凌亂的干擾，尤其是海嬰的降生，更是增添了生活的麻煩，卻讓局外人不難看出他表現出的“幸福的煩惱樣”。“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魯迅的這首小詩，似乎與人們一貫的對其斗爭文學的印象大相徑庭，滿篇充滿對孩子的愛和男人內心隱含的柔情。
在以貌取人的世俗社會里，魯迅被陌生人冷語相向是極其尋常的事，這反而使魯迅外貌身形之平凡與人格魅力之強烈的對比更加鮮明。有一次，魯迅去上海太馬路上的卡瑟酒店會見一個英國人。進電梯時，開電梯的伙計遲遲不開動電梯，魯迅催伙計趕緊送他去七樓，伙計回過頭毫不客氣地把他從上到下打量了一遍，說道：“你給我出去。”魯迅居然被趕了出來。魯迅步行上樓與英國人見面之后，英國人送他下樓，正好遇到那個開電梯的伙計，見英國客人對這位中國糟老頭子禮遇有加，驚異得一臉尷尬。聽完這件事，內山完造仔細看了看魯迅，一頭豎直的板寸，臉上留著并不精致的胡須，一身簡樸的藍布長衫，腳上更是隨意踏了一雙棉布鞋。內山才意識到，這個形象鉆進上海最奢侈的卡瑟酒店電梯里，被轟出去不算稀奇。
《我的朋友魯迅》收錄的45篇文章，大多從未在國內發表。書中呈現出魯迅的平常之心與平常之行，這些平凡小事，映照出魯迅鮮為人知的一面：橫眉冷對背后的熱淚盈眶，深刻犀利背后的平凡率真，還有悲觀心碎背后吐露的對人間的喜悅與深情，內山完造在書中不止一次地表達了對魯迅的尊重與敬仰。魯迅臨終前，內山完造雖然沒有眼看著這位偉大的朋友合上眼睛，卻在此前后忙里忙外。他遺憾沒有親自送別老朋友離開這個世界，這種復雜的情感，多次出現在自此之后的回憶文字里，在每隔一段時間的回憶文章里，都要重提這段經歷。
魯迅走了，而吶喊者的余音響徹蒼穹；內山完造走了，留下了對魯迅豐富的精神世界的見證。在內山完造的印象里，魯迅是這樣的——他有七十多個用來發表文章的“馬甲”；他是個只要別人開口借錢，斷不會回絕的人；他雖然討厭日本政府，但對日本人卻非常親切，也很欣賞；海嬰出世之后，他非常高興，每天都拿著顏色漂亮的賽璐珞玩具回家，而且手上的玩具還不停地變化著；他是個經常笑的人，不是微笑，而是哈哈大笑……
《我的朋友魯迅》讓后人見到不同一般的魯迅，見到橫眉冷對之余的溫情，特別是其對日本人的復雜而又理性的態度，深為今人借鑒和思考。（《我的朋友魯迅》：內山完造（日）著，何花、徐怡等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