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喬石夫婦與大兒子蔣小明（左一）、小女兒喬曉溪（左三）、大女兒喬凌（右二）和喬小明之妻周進（右一）攝于北京。圖/作者提供
2008年，郁文和喬曉溪在澳門。圖/作者提供
2013年2月3日，黎明前，我與家人早早來到北京西郊的八寶山革命公墓，等候媽媽的到來。
天亮了，但太陽遲遲不肯露臉。前幾天一直晴朗的天空，此刻變得低沉，布滿陰霾。靈車上路時，天上紛紛揚揚飄起了雪花。漫天風雪中，迎來了媽媽的靈車。數以千計前來吊唁的人和我們一起，一一跟媽媽作別。
往事一幕幕，電影般在我頭腦中浮現。
在家里四個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哥哥姐姐們都說媽媽偏愛我。其實，我覺得媽媽關愛她所有的兒女。也許因為一些原因，我得到媽媽更多的愛，那是我心底最深的幸福和感恩。每個子女跟父母的緣分不同，媽媽與我，有著一種類似失而復得的情感。因為，在我小的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跟爸爸媽媽一點都不親。
童年時和父母的疏離
我生在上個世紀中國大煉鋼鐵的年代。那時，爸爸媽媽在東北遼寧的鞍山鋼鐵公司工作。兩年后，在我記事前，他們又奉調大西北，去參加創建甘肅酒泉鋼鐵公司。因為西北條件太艱苦，他們工作忙，媽媽身體也不好，我們兄妹四人被送到南京，由爺爺奶奶代為照料。
我小時候的記憶里，幾乎沒有爸爸媽媽的身影。只是在長大以后，才聽媽媽講起那時的一些情景。
有一天，我們姊妹倆在家門口玩耍，遠遠看到難得回來探家的爸爸媽媽，風塵仆仆地急切向我們走來。我們彼此竊竊私語，“咦，他們回來了”，卻沒有一個迎上去，投入他們的懷抱——那是他們最期盼的啊。在我們眼里，爸爸媽媽是家里難得來訪的稀客。
爸爸媽媽想利用有限的假期，多跟我們相處，睡覺前總會問我們：“今天晚上誰愿意跟爸爸媽媽一起睡呀？”當時，最小的我，卻第一個態度鮮明地表示，怎么睡都行(跟爺爺奶奶或阿姨睡，或自己單獨睡)，“反正我不跟你們睡”。
這些事，令媽媽的印象如此深刻。后來她講述這些情景時，我能聽出，當年我的童言無忌，曾經多么強烈地刺痛了她的心。
與爸爸媽媽聚少離多的日子，持續了好幾年。
1963年，爸爸媽媽調到北京工作。根據有限的條件，先把已經上小學的大哥小明和姐姐小凌接到北京同住。1965年，我也到了該上學的年齡，才和二哥小東還有爺爺奶奶搬到北京。一家八口終于團聚了。
這是我記事以來，第一次與爸爸媽媽在一個完整的家庭里生活。最初一段時間，我的口頭禪仍然是：“你們家”比“我們家”(南京的家)如何如何不同。
然而，這段時光非常短暫。我還未及完全認同這個新家，瘋狂、動蕩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爸爸媽媽先后遭到隔離審查，后來又被雙雙“發配”到黑龍江肇源的中聯部五七干校。
不久，爺爺去世，奶奶有段時間去了大姑姑家，大哥初中畢業后去了延安插隊，剩下我們三個小的，徹底沒有了大人的管束，整天無所事事，變著花樣地瘋玩兒。闖了禍，也無所顧忌。一般最拿得住孩子們的辦法是找家長告狀，在我們這兒換來的回答卻是：“找去吧！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哪兒呢！”
患難中感受到母愛
1970年，中聯部五七干校遷址河南沈丘，我和二哥隨爸爸媽媽搬到了河南干校。看著爸爸媽媽每天從事著繁重的體力勞動，艱苦地生活著，我第一次想到，要體諒他們，不應該再給他們添麻煩了。
那段日子，我們一家四人住在一個屋檐下的時間并不多。爸爸媽媽先后被安排去林場勞動，分別住在十幾人一間的男、女集體宿舍。二哥去了沈丘縣城上中學。留下我一人，駐守新安集鎮大本營的兩間茅草屋，以便就近上小學。
我一人住在只有紙糊的窗、沒有門鎖的茅草房里，媽媽非常擔心，但也無能為力，只好一邊為我打氣、壯膽，一邊教我挑水、生火、做飯，以及保護自己的基本技能。
家里有一輛從北京帶去的永久牌26型自行車，學校沒課時，我就騎上一個小時，去林場看望爸爸媽媽。白天，媽媽在地里干活兒，我就在一旁“幫忙”、添亂。晚上，就擠在媽媽集體宿舍的通鋪上，倆人睡一個鋪位。
在媽媽身邊的那些日子，完全消融了我小時候的陌生感。那是我跟媽媽最親密的時光，我的記憶中留下了很多溫馨的畫面。
媽媽不會騎自行車，我就很逞能地騎車帶她回家。遇到過水渠上坡時，因為我人小，身體輕，又沒有力氣壓住車把，車子的前輪常會離地翹起，被路人當耍雜技地看：“哈！一個小的，帶著個大的！”
也是在那段時間，從小遠離媽媽懷抱的我，終于有了機會，感受到媽媽深深的愛。也是因為這段患難經歷，媽媽成了我生命中最親密、最信任的人。
亂世中盡力給我們創造受教育的機會
1965年我到北京時，本是計劃秋季入學，但是因為我生日晚，北京對入學年齡卡得嚴，沒有上成，只得再等一年。媽媽看我在幼兒園學不到什么知識，就督促姐姐開始在家教我小學課程。
一年后，我本該上學了，不想文革爆發，學校都停課“鬧革命”了。在文革戰火還沒燒到我們家之前，媽媽鼓勵我在家讀書。記得那時，我讀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歐陽海之歌》。
文革兩年后，在“復課鬧革命”的口號中，我終于踏進了小學的大門。剛剛入學，就已算是三年級的學生。
不久，爸爸媽媽去了黑龍江五七干校。當時姐姐管家，定期給他們寫信。一天，我心血來潮，也胡亂劃拉了幾筆，寄去了我寫的第一封信，期盼著媽媽的夸獎。收到回信，我驚呆了。媽媽寄回了我的原信，但是上面已經“面目全非”，娟秀的蠅頭小楷密密麻麻，布滿了信紙，全是批改和點評，從書信結構，到用詞造句，以及標點符號。我當時還不能完全領悟媽媽的用心，只感到無比氣餒。后來我才漸漸體會到，就是在那樣的艱難情形下，媽媽仍然抓住一切機會教我學習。
1970年，我跟著爸爸媽媽去河南干校時，已是四年級的學生。當地小學師資、校舍條件有限，四、五、六三個年級的學生在同一間教室，由一個老師教課。學生們“各取所需”，只要聽好自己年級的課程即可。反正也是坐在那里，我就所有課程都跟著學，一年下來，通過了三個年級的所有考試，等于連跳了兩級，混到了河南沈丘新安集完全小學的一紙畢業證書。
1972年，爸爸接到“暫時借調”回北京工作的通知。為了讓我們盡早接受更好的教育，爸爸媽媽馬上決定，由爸爸先帶二哥和我回京上學。媽媽知道我那張小學畢業證里的水分，讓我回到北京后，降一年，從初一上起。
即使這樣，一開始我仍是跟不上學校的課程。最吃力的是英語，記得第一次英語考試，我連蒙帶猜，只得了37分。所幸媽媽半年后也回到了北京，馬上開始幫我補習功課。
在文革那樣混亂的大環境下，如果沒有媽媽對我們的教育的重視，就不可能有我以后學業上的進步，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學術位置。
插隊時的家信
1976年，我面臨高中畢業。雖然文革已近尾聲，下鄉插隊仍是當時中學畢業生的主要去向。很多學生的家長都各顯神通，紛紛為子女尋找更好的出路。我在家中排行最小，又是女孩子，從小顛沛流離，營養不良，小病不斷，爸爸媽媽也很為我的前途而擔心。
參軍在當時是上上策。我們那一屆同班同學中，正門加后門，先后一共有十余人參軍入伍。對此，我除了羨慕嫉妒，是想也不敢想的。因為我知道，以媽媽的家庭出身和復雜的社會關系，加上當時爸爸媽媽雙雙受沖擊的身份，我是不可能為當時的革命軍隊所接納的。此前幾年，大哥參軍夢想的徹底破滅，就是證明。
當時有個政策，父母身邊可留一個子女。可是在我們家，姐姐幾年前中學畢業后已經留在北京工作，就不能再享受這個政策了。萬般無奈，爸爸媽媽有了給我辦“病留”的想法。如果我“病留”辦不成，必須下鄉，那就去也在插隊的二哥那里，有個照應。
知道了爸爸媽媽的想法，我馬上就急了，年輕氣盛的我在意的是，作為班委，不能在同學面前臨陣逃脫。因此，我對爸爸媽媽一通慷慨陳詞，最后表態：不管與同學們一起去插隊有多苦、多累、多難，我一定要去。“是火坑我也跳了！”爸爸看我那么堅決，就說：既然你有這樣的決心，那就去吧。
下鄉那天，媽媽陪我一起到學校操場集合。我爬上插隊知青的卡車，準備出發時，再次回頭望向媽媽，竟意外地發現，一向不輕易表露情感的爸爸，不知何時也來了。爸爸媽媽站在人群中，一起默默注視著我，為我送行。
我是在有200多知青的京郊農場插隊的。從一開始我就感覺到，農場領導對我們這些北京城里來的知青有著莫名的仇視，把我們當勞改犯般改造。記得第一天出工就來了個下馬威，每人挖20個一立方米的深坑，挖完合格了，才允許吃飯。冬天沒啥農活兒，那就修理地球，把山丘上的凍土用鎬頭刨出來，裝上獨輪小推車，填到洼地里。
當時我們16個女生住在一間雙排通鋪的宿舍里，每天收工后回到宿舍，就是給家里寫信訴苦，然后等待和拆讀家人的來信。讀信時，往往一人開個頭，宿舍里便稀里嘩啦哭成一片。我平時屬于淚點低的人，但這次來插隊，對我而言完全是自討苦吃，來之前又跟家里立了軍令狀，現在面對這樣的結果，以我倔強好勝的個性，也只有啞巴吃黃連，跟家里報喜不報憂。
有一天，我也收到了媽媽的來信。這是一封與眾不同的家信。信里除了關切、問候，通篇沒有任何悲切的文字，更沒有一字的責難。媽媽說，越是艱苦的條件，越能鍛煉人的意志；越是困難的環境，越是將來值得回味的經歷，這些都是可貴的人生財富。當初我選擇去插隊，說明我有勇氣，她為我感到驕傲，相信我能從這樣的經歷中學到書本中學不到的東西。
媽媽對我的鼓勵和正面的肯定，消除了我心中因為自作自受而產生的消極情緒。同宿舍的姐妹們也都感慨地說：“你媽媽真偉大！”
后來，我回到北京，聽家里人說起，媽媽知道我在那里受苦，夜里默默落淚，但她知道眼淚幫助不了我，唯有正面的激勵，才能堅定我面對困境的勇氣和決心。
困境中的人生導師
我們70年代成長的這一代，沒有接受過愛情教育，談情說愛被視為小資產階級情調，男女生接近甚至被認為是“耍流氓”。因此，我在收到第一封異性表白的來信時，不但沒有欣喜感覺，反而在震驚、惶惑之余，感到莫大的侮辱。盛怒之下，我提筆寫了言辭激烈的絕交信。
媽媽聽說此事后，與我談了幾次。她告訴我：對異性產生好感，并不是什么非分之想，或十惡不赦的罪過，是青春期的正常情感。假使沒有心動的感覺，選擇拒絕情有可原，但是也應該注意不要傷害別人的自尊心。
正是這樣的疏導點撥，讓我懂得了，不僅要聆聽自己的內心，也要學會尊重別人的感受。
1990年，我已在大洋彼岸求學生活了兩年。由于學業、環境、家庭等問題上的種種壓力，我一度感覺非常無助、迷茫，幾經掙扎，無以解脫，精神緊繃到瀕臨崩潰的邊緣。
百般無奈、無助之時，我想到了媽媽。當時我與愛人都在讀書，僅靠有限的獎學金支撐我們的家庭，生活很是拮據。但我還是不顧一切，買了一張對我們當時來說可謂“巨額”的機票回國。
到家后，我跟媽媽聊起近況，后來干脆睡到了媽媽的房間，對她打開心扉，傾訴這幾年來生活中的種種遭遇、酸甜苦辣。媽媽細心傾聽著，理智地分析，幫我從一件件漫無頭緒的瑣事中，梳理出問題的根源，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一擺明，分清主次。原本心中一團亂麻的我，心情豁然開朗。
那是一段非常艱難的日子，我曾經感到人生黯然無光。如果沒有媽媽的支撐，我不知道能否順利走出那個泥潭。媽媽是我的人生導師，她對我的深切理解和全心包容、毫無保留的信任和一如既往的鼓勵，一直伴隨我的人生之路。
學醫的我無法留住母親
我學醫的專業選擇，完全是受了媽媽的影響，也與那個年代的缺醫少藥以及政治環境帶來的風霜不無關系。
媽媽年輕時飽受疾病纏身的痛苦，有了家庭后又很快添了四個孩子，常常因家人生病求醫的困難而苦惱。媽媽無師自通，買來一些通俗淺顯的醫書，常常藉此為我們“診治下藥”。后來，她甚至買來注射器及消毒器具，準備自己給孩子們打針，終因實在不忍下手而作罷。
大概是在1968年，經過連番數日的游行、陪斗、批斗，一天中午，爸爸拖著疲憊的身軀從外面回來，進了洗手間。我們一家正準備著吃飯，突然聽到洗手間里傳來一聲巨響，媽媽反應過來，馬上跑了過去。門被反鎖了，急切拍門喊叫，里面沒有任何應答。媽媽正準備讓二哥從上方爬進去，門開了，爸爸面無血色，沒有說上一句話，又直直地朝著我們倒了下來。
媽媽急忙趕出去求救。先去了大院里一位科班出身的醫生家，不曾想，這位醫生可能是為了與“走資派”劃清界限，不愿意管。后來，媽媽總算找回了一位非科班出身但熱心的醫生。她看后，說是失血性休克，得盡快送醫院。爸爸被送到附近的復興醫院急診室，診斷為十二指腸潰瘍出血，導致失血性休克。
正當醫生們討論治療方案時，爸爸單位的造反派聞訊趕到。先是宣讀了“最高指示”，接著告誡醫生：他是走資派，屬于“牛鬼蛇神”、重點審查對象，你們看著辦。有了這樣的指示，醫生只給予一般保守治療，輸上液，用了一些止血藥，在醫院觀察了幾天。
好在爸爸命大，在急診室的候診椅子上躺了幾天，出血居然停止了。病情稍見穩定，馬上被請出醫院。出院病歷上寫著：“患者單位來人，患者是重點審查對象，考慮出院。”
后來才知道，爸爸之前已有黑色“柏油樣”稀便數日，那是典型上消化道出血的征兆。媽媽為自己沒有這個醫學常識感到愧疚，也為爸爸差點遭遇不測而后怕。
有了這樣的教訓，下放五七干校之前，媽媽首先買來了一本厚厚的《農村醫療衛生手冊》，并按照上面的提示，備上她可以買得到的一些常用藥物。
在我中學畢業下鄉前夕，媽媽讓我學些醫學常識，除了自己生病時有用，也可以幫助周圍的人。因此，我參加了一個課余“紅小醫”學習班，并去院里的醫務室為別人打針。這樣插隊時，誰有個頭痛腦熱，我也可以充當半個“赤腳醫生”。
高考通過后，填報志愿時，我本想報自己喜歡的數學和無線電電子技術，但媽媽非常希望我學醫。她細細給我分析了各個專業的利弊，以及未來的需求和可能的職業走向。她說，我的性格也適合學醫。而且，以中國多變的政治環境、我們的家庭出身情況，以及父母的工作性質，將來是否還會受到沖擊，都是未知數。然而，作為醫生，無論走到哪里，若能夠幫助周圍的人解除病痛，都會受到歡迎，因而受政治氣候影響相對要小。
媽媽的想法我無以辯駁，但我仍然不愿完全放棄自己最初的志愿。一如既往，媽媽充分闡述了她的想法之后，并不強求，仍然尊重我，讓我自己做決定。
那一年可以報三個志愿，權衡利弊之后，我第一志愿報了醫學院。心里的小算盤是，這次考得不理想，第一志愿肯定不夠線，僅僅是為了滿足媽媽的愿望。然而，出乎我的預料，最后竟然被第一志愿錄取了。或許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在助我去實現媽媽的意愿。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在這個專業領域一路走下去，從最初的并非十分情愿，到越來越體會到其中樂趣，更深深地感謝媽媽幫我做出的選擇。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看著自己的親人即將逝去，卻沒有絲毫的辦法留住他(她)。媽媽的匆匆離去，對學醫的我更顯得殘酷。看過很多生老病死，也知道自然規律的無法抗拒，但是，我仍然難以接受媽媽已經離去這個殘酷的事實。我多么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在媽媽的膝下繼續享受做女兒的幸福，永遠擁有這份慈愛與呵護。五十多年的母女情緣，媽媽已經與我的生命融為一體。我知道自己不該奢求太多，但是，當媽媽轟然倒下，那巨大的失落仍然令我痛徹心肺。
我最后一次走到媽媽的身邊，趴在她的耳畔告訴她，我有多么的不舍，如有來世，還望再做她的女兒，給我一個機會報答她的恩情。
送走了媽媽，走出告別大廳，風雪已過，陽光穿過云層，照在白雪覆蓋的大地上。仰望天空，我相信，媽媽一定去了有陽光的地方，她會一如既往，繼續溫暖我們。(喬曉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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