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失去監督，必然產生腐敗。 慈善工作也一樣，如果善款的管理和使用，缺乏有效的監督，經常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不僅善款在促進社會正義、推動社會和諧、維護社會穩定中的作用會大大降低，而且會直接影響捐贈人對慈善工作的感情，影響整個社會慈善工作的進步。 據《人民日報》報道，４月２４日，香港特區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就特首梁振英提出的向四川雅安捐助１億港元的撥款案舉行會議，會議由于個別議員對于捐助意見分歧較大而流產。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２８日表示，希望立法會盡快通過賑災基金撥款。 與此同時，還有網民發起“一毫子（一毫子即１０分錢，是香港最小貨幣單位）都不捐”運動。一些反對派團體也對撥款態度有所保留，理由是“難以保證捐款全部到達受災民眾手中”。還有個別議員提出修訂案，建議把１億港元撥款全數交與非政府組織及志愿機構，或者購買物資直接援助災區民眾。 雖然這些舉動不乏一葉障目、以偏蓋全之嫌，甚至不排除極少數別有用心者趁機混淆視聽、擾亂民心。如少數反對捐款的人稱，“內地現在有錢了，港人不需要捐了”。但是，實事求是地講，部分港人疑捐抵捐的言行，也從一個側面擊中了中國內地慈善工作的軟肋，點中了中國內地慈善工作的要害。因為，這些年來，中國內地在善款的管理和使用方面，確實存在很多的問題，暴露了很多漏洞。如近日中國內地紅會就公開承認，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期間，百余藝術家通過義拍籌得的８４７２萬元款項，捐給紅會時要求定向捐給青城山市，但紅會卻將該筆善款用于建設博愛家園。 這么集中、這么敏感的善款，紅會都敢挪用或者不用于捐款人指定的項目和地區，那么，對其他捐款，捐款人還怎么可能不產生這樣或那樣的疑問呢？還怎么相信紅會這樣的慈善機構呢？更何況，郭美美事件的發生，已經讓社會公眾對紅會等慈善機構的公信力產生了極大的疑問。 眾所周知，慈善不同于納稅，納稅人的錢到了政府手中以后，在法制健全的國家，如果納稅人對上交的稅收使用存在疑問，就可以依法要求政府公開資金去向，公開資金使用程序。一旦發現問題，就可以要求相關司法部門介入，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而在法制不健全的國家，納稅人就只有憤怒和譴責的份了。即便如此，納稅人也不能因此而拒絕納稅。因為，如果這樣做，納稅人就觸犯了法律，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是，慈善就不同了，慈善是以自愿為原則。捐贈人是否愿意捐贈，如何捐贈，捐贈多少，別人無權干預，也不能通過法律手段迫使捐贈人捐贈。也正因為如此，面對慈善機構以及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的不規范行為，捐贈人除憤怒與譴責之外，還可以作出抵捐的行為。部分港人的疑捐抵捐，就是對中國內地善款使用不規范、不合理行為的一種無聲抗議。如果不是因為中國內地慈善機構在善款的管理和使用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些港人也就找不到抵捐抵贈的理由與借口。 需要厘清的是，如果因為中國內地慈善機構在善款的管理各副代表種存在一些漏洞與問題，就發起所謂的抵捐抵贈甚至抗捐活動，用懷疑和質疑阻礙對地震災區的救助，無疑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在另一個極端上扭曲了慈善的真實含義。畢竟，中國內地的慈善事業雖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從總體上講，慈善事業發揮的正面作用還是負面影響所不能比的，極少數人的不規范行為，甚至違法行為，掩蓋不了絕大多數人的善舉行動，掩蓋不了慈善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影響。就像２００８年的汶川地震一樣，如果沒有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沒有志愿者和捐贈人的大愛之心，災區的抗震和災后重建工作就不會如此順利，中國人也不可能在汶川地震中凝聚新的力量、激發新的活力。 面對部分港人的疑捐、抵捐和抵贈行為，不僅給了中國內地慈善工作沉重而傷心的壓力，也促使中國內地對慈善工作的深入反思。實際上，從１９９７年回歸到現在，香港與內地的互動一直是十分正常的，也是越來越和諧的。表現在慈善工作上，港以一直以“人饑己饑，人溺己溺，人悲我苦”的人道主義情懷，積極參與中國內地的各種賑災救災工作，僅汶川地震各種捐贈總額就高達百億港元。此次出現的部分港人抵捐抵贈行為，我們寧可相信他們是恨鐵不成鋼，而不是真的不想參與內地的慈善工作，沒有了同胞之情。血濃于水的同胞感情，在中國內地與香港之間，永遠也不可能分割的。 對中國內地慈善機構和相關政府職能部門來說，在認真反思的基礎上，不妨將部分港人的此次舉動，看作是一種監督、一種鞭策、一次警鐘。一方面，在今后的慈善工作中，能夠一切從大局出發，從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動社會穩定與和諧出發，認真思考，最大限度地發揮慈善工作的作用，不辜負捐贈人的一片善心；另一方面，加大法制建設力度，加快法制建設步伐，盡快對紅會法進行修訂。其中，在如何加強監督方面，要增加更多的內容與手段。在此基礎上，加快慈善資金管理和使用的公開化步伐，對每一筆善款的使用，都能夠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的監督與評判。 總之，只有這樣，慈善工作和慈善機構的社會信信力才能得到提升，慈善工作的正能量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釋放。（譚浩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