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將“問責”利器瞄準“最差慈善機構”,使得那些真正的行業敗類難以存身,從而抬高整個中國慈善業的底部 前不久,美國CNN電視臺、《坦帕灣時報》等機構,對美國慈善機構的腐敗現象進行了長達一年的調查后發布的報告顯示,全美最差的50家慈善機構在過去十年共籌得善款13億美元,但其中10億美元流向了盈利性企業,只有4%的錢最終給了需要幫助的人。報告顯示,這些“最差慈善機構”,一般都是通過虛報支出、向親友創辦的公司支付資金、給自己的親戚發工資、用機構的錢為個人花銷買單等方式,干了很多涉嫌腐敗的勾當。 看來,在慈善事業發達的美國,慈善機構并非不少中國人想象的那么“純潔”,公益慈善業者也非都是“天使”。 美國《Worth》雜志曾以“是否高效地使用捐款”作為評選依據,評選美國100家最好的慈善機構,結果顯示,這些“最有效率的”機構平均籌款成本7%、行政成本7%,加上未單獨計算的項目管理成本,這些公益機構的成本大約在20%左右。然而,此次被曝出問題的“最差慈善機構”,支付給營銷公司的傭金卻遠遠高于這個比例。調查報告顯示,那50家最差慈善組織的籌資成本高達77%,遠遠高于“將不多于35%的相關捐贈用于組織的資金籌集”的標準。 有慈善腐敗,就有慈善反腐。美國政府部門對慈善的監管,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美國國家稅務局要求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非營利組織,填報990表格；另一種是各州政府對慈善活動進行監管,一些州還設立了特別行動組,聘請專業人士審查慈善組織提供的材料,或根據需要任命訟代理人起訴違規組織。 當然,僅靠政府監管,并不能有效杜絕慈善欺詐和腐敗。因而美國有很多第三方機構,通過獨立評估、出臺行業標準等倡導活動來促進行業自律。他們會將籌款回扣率排行、財務危機排行、劣等機構CEO薪水排行、贈款囤積花不出去排行等信息,公之于眾。這些信息,對捐贈人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美國,媒體也是監督慈善的重要力量。其監督方式,除了傳統的深度報道,也會進行各種排名。這就包括《worth》雜志評選美國最好的100家慈善機構,以及CNN等媒體聯合調查的“美國最差的50個慈善機構”。這些排名,可以告訴捐贈人,哪些組織財務效率高,哪些組織可能會浪費或腐敗。 對于動機不純、劣跡斑斑的“慈善組織”,美國政府監管部門、行業組織和媒體沒有放任,他們提出證據、依法處罰查禁、毫不留情地曝光。 不過,美國民眾不會因為這少數機構的不良行為而否定整個行業；美國那些治理良好的組織,也不會受到“唇亡齒寒”“一損俱損”的牽連。截至目前,全美捐贈總量,似乎從未因個別丑聞而大幅下降,這正是美國慈善文化成熟的表現。 相比之下,我國的現代慈善文化還不夠成熟。很多時候,少數組織的不良表現,經過網絡和媒體的渲染,會招致對全行業的猜疑和責難,從而釀致“連累效應”,挫傷整個行業的公信力,造成全國捐贈收入下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很多所謂的“問責”,不是去調查最差組織和假慈善,而是瞄準最活躍、最有知名度和影響力的慈善人物和組織,對其吹毛求疵乃至猜疑責難。這種“槍打出頭鳥”式的“質疑”和“問責”,不管其有沒有依據或者主觀故意,客觀上都打擊了行業的積極性,限制了中國慈善事業上升的空間。 “問責”本應是促進慈善組織完善治理、加強自律、提高績效的助推器,但是“問責”也需要有事實依據,需要對慈善的專業知識,需要對行業的了解以及對相關法律、政策的熟知,更重要的是需要對慈善事業的建設性態度。那些既缺少專業知識,又沒有理性取證,站在道德制高點上以有罪推理隨意指責慈善組織的行為,不僅難以成為中國慈善的積極力量,反而有可能成為害群之馬。 建設現代慈善的目的,是促進社會的轉型進步,以及提高全體人民的福祉。對照美國成熟的慈善文化和發達的社會治理結構,中國的慈善事業還任重道遠。 中國的慈善界應該學習美國的經驗,從改變傳統的知識結構和非專業的“問責”模式起步,將“問責”的利器瞄準行業的“最差”機構,使得那些真正的行業敗類難以存身,從而抬高整個中國慈善業的底部,打開上升空間,促進中國社會穩步扎實有效的提升。(時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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