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一書，作者徐賁為美國加州圣瑪麗學院英文系教授。該書論述了如何進行公共說理的規則及其價值。書中介紹，在作者任教的大學里（也包括美國一般大學），一年級學生有一門必修的寫作課。這是一門集中學習如何進行公共說理的課程。第一學期主要學習基本的寫作技能，如描寫、敘述、比較與對比、原因與結果，也包括辯論等等。第二個學期主要學習如何 “論證與說服”。而引起筆者特別注意的是，這樣的思維訓練，每個大學生在進校時，已經有了差不多8年（從小學四年級算起）的學習經驗。 書中提到，根據《加州公立學校幼兒園至十二年級閱讀和語言藝術（教學）綱要》規定，小學一年級“重述簡單說理和敘述段落中的主要觀點”。二年級“重述文本區別中的事實和道理，說清和組織要說的意見”。三年級“在說理中區別主要觀點和支持這些觀點的細節”。四年級“區分說理文本中的‘原因’與‘結果’、‘事實’與‘看法’的差別”。五年級“分辨文本中的‘事實’、‘得到證明的推論’和‘看法’”。到了六年級，則更上升了一個層次。“……六年級公共說理分為兩部分：一、辨析邏輯謬誤；二、提防宣傳。這兩項都需要在實際閱讀中通過感性、具體的實例，不斷讓學生討論與加深印象”。 至于何謂“邏輯謬誤”和“提防宣傳”，大綱中有詳細說明：“要辨析的邏輯謬誤有五種：過度簡單化、浮泛空論、循環論證、虛假兩分法、無憑據推理。要提防的宣傳手法有十種：人云亦云、謾罵、偏見、勢利、老百姓的話、吹噓、‘科學’根據、證詞、恫嚇戰術、株連。”書中還總結道：六年級公共說理的重點在于區分“事實”和“看法”。并且強調：任何“看法”都不具有自動的正確性，都必須加以證明，即提供理由。其四種常用的理由為：事實、例子、數據、專家意見。 筆者讀了這段話既驚訝又感慨，驚訝的是六年級的學生就接受這樣嚴格的思維訓練，感慨的是其中提到的每種現象在我們的公共生活中都隨處可見，尤其在一些媒體文章中。意見和觀點，其實并不具有自動的正確性，而必須提供事實、例子、數據或專家意見，來加以證明和支持，如此方才具備說服力。遺憾的是，我在一些文章中，經常看不到足夠的“證明”和“支持”，而只是強烈的情緒表達和個人評判。 《加州公立學校幼兒園至十二年級閱讀和語言藝術（教學）綱要》對七年級學生的“說理評估能力”有進一步要求：“評估作者在支持結論和立場所用的論據是否適當、確切、相關，并注意有偏見和成見的例子”。其中“偏見”和“成見”的提出則涉及社會公正，而不僅僅是邏輯。比如，在一些“挺韓”或者“倒韓”的文章中，也不乏作為“支持”的某些例子，但是否涉嫌“成見”和“偏見”，讀者不難判斷。 至于公共說理為什么要遵守這些原則，《明亮的對話》一書中說：“理性話語的價值觀是與他人平等、尊重、以說理相待的關系，并在這個基礎上不羞辱他人、不欺騙他人、不歧視他人、不傷害他人，不使用任何暴力（包括語言暴力）對待他人。這也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價值觀。” 事實上，說理能力即公民素養。“它是與人的文化和道德素質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它傳承了人類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性的價值，不是單純的技能傳授。” 公共說理的習慣要從小培養，且越早越好。約翰·洛克把人類心靈看成是一塊空白的書寫板。這也是美國從小學一年級即開始學習公共說理的依據。反觀中國中小學閱讀和寫作教學現狀，小學和初中基本上是記敘文閱讀與寫作，如《一件難忘的事》《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人》之類的題目。當然，不是說這種訓練不必要，而是不應該成為閱讀與作文訓練的全部。而到了高中，雖然側重于議論文閱讀和寫作，但基本上還停留在論點、論證和論據這樣簡單的三要素說。 再來看我們的高考作文評分標準。議論文一等文評分標準為“深刻”，具體描述為：“思想上的深刻，體現在透過現象深入本質；揭示事物內在關系；觀點具有啟發作用。”而美國SAT作文試題獲得滿分的評分標準之一是：“有效而富有洞察力地發展作者自己的觀點，表現出杰出的批判性思維，清晰地使用恰當的事例、推理，以及其他證據證明自己的立場。”兩者相比，可以推想其落實到具體教學中的效果，以及由此訓練出來的不同的學生思維差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3月5日，美國大學委員會宣布， 將在2016年春季改變SAT考試科目與形式。原有的批判性閱讀將變為“基于證據的閱讀”，即選出選項后要在文中找出依據，可見更強調了“言之有據”的重要性。 那么，在現階段國人（包括受過高等教育者）普遍沒有“公共說理”習慣的情況下，媒體應當擔當什么責任？筆者以為，媒體應當擔當倡導的責任，尤其是傳統媒體。中國人有句話叫“白紙黑字”。相比于網絡媒體，在老百姓心目中，報紙的“白紙黑字”還是有著更高的公信力的，甚至有著某種敬畏感的。因此，傳統媒體人應該珍惜這個“白紙黑字”，為公民社會的建設發揮正向作用。（王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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